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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10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有一个老板,是真正的大老板,身价过亿。平时喜欢舞文弄墨,还自费印刷了几本书。大家收到他的书后,都没拿着当回事,有的束之高阁,有的直接扔到垃圾篓里了。我闲着没事翻了翻,竟读到几篇让我拍案的文字。这些文字,绝对胜过那些以写字为生的人。如果他不是老板,而是普通写作者,这几本书简直可以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在商场上的名声太大了,他写的再好,别人也把他当成偶一为之的票友,没谁会真的认他为作家。 人生在世,难以通吃。多数时候,每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由你身上最突出的那一部分来确立。 有一些圈子,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却心无旁骛,乐此不疲,大家断定他们不会有什么出息,但最后怎么样?多年媳妇熬成婆婆,靠着脸熟,再加行内的论资排辈,他们竟然成了圈内的老大。很多行业的老大,不是最聪明的那个,而是最坚定,最一往无前的那个。他们除了这一专业,在其他专业上都是白痴。 或许他们不晓得“每人只有一个身份”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实践了这个道理。 我绝不反对兴趣广泛的人们。有性情,有兴趣,人生才可爱。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有情趣的人,在世俗社会中往往因无法确立单一身份而被排斥在所有身份之外。悲乎! 2010-2-9
星期二(Tuesday)
晴
![]() 2009真的过去了。 这一年,平平淡淡。如果说还有所心得的话,最大收获莫过于终于死了跳槽的心。 所谓跳槽,其实就是去外地工作,尤其是南方。深圳、广州、上海都可以,但一定是长江以南。身处长春,总不安分,觉得自己应该到山高水阔的地方去施展施展。这个念头,从1997年我参加工作开始,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一直晃荡着,从没闪灭。期间,我曾有一搭没一搭地联系过一些外地报纸,发去了简历。2002年冬天,接到《海口x报》打来的电话,他们刚改版,让我去做副刊版的主编。我当时正在理发,电话听不太清,但心里想,只看了我的简历,面试都没有就直接上班,这也太轻率了吧?2006年,接到深圳一家报纸的通知,让去面试。此时,我的自信心已极其壮大,当然不再希望被别人挑像萝卜一样挑来挑去,就问,月薪真的像你们承诺的那样达到万元吗?答曰,没问题嘛。问,可否直接录用。答曰,不行。于是没去。后来还有一些报社的面试,也在临门一脚时被我放弃了。事后想来,倒不是有意放他们鸽子,而是自己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只是离开长春的念头催促着自己下意识地投寄了简历。 2009年夏天,好友徐峰回长春探亲,他在东北师大美术系读完研究生后,应聘到广东中山市的中山学院任教。吃饭时,他又向我描述了南方的美景和挣钱机会如何之多。此时,我正因为单位的一件事而气愤,于是下决心联系了东莞的一家报纸,于十一假期去了一趟。 此时的北方,已是万物凋敝,黄叶萧瑟。在深圳宝安下飞机,乘车去东莞,一路上,繁花似锦,木棉花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花,红得耀眼。到处是楼房、工厂,根本见不到北方大片大片的荒野景象。反差太大了。而这栋豪华的报社大楼里,有四位来自长春,我都认识。两位是原先的小兄弟,两位是我以前的同事。其中一个兄弟还混到编委的位置。年轻的总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报社员工的单间宿舍里,让我直接感受一下报社的工作氛围。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朋友们带我逛步行街、逛图书馆和街心广场,吃早餐、吃什么什么盅,安排得满满当当,迅速把我拉入火热的生活,我甚至觉得马上就可以加入这个团队了。然而,晚上躺在床上,我忽然感到巨大的孤独。平时外出,没有这种孤独,因为我很快就会回到家里。现在,我却是真的要离开了。那天早晨,在去往长春龙嘉机场的车上,我收到妻子的短信,说,女儿起床后就跑到我们的卧室里问,爸爸呢?妈妈告诉她,爸爸走了。女儿说,我不要爸爸走。说着就要哭了。妈妈赶紧哄她说,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此前几天,我和妻子都问过女儿,爸爸去外地工作可以吗?女儿很坚决地回答:不行! 前些年,因为孩子小,我一心离开,的确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现在孩子大了,对父母,对家庭的氛围越来越依恋,在她成长最重要的这几年,缺少了父爱,情何以堪? 又想,自己到底为什么非要离开? 为了钱?但我在长春的收入足够养家。在外地一年多赚的几万块钱,换走我和家人的朝夕相处,有意义吗?有人要租用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连租四年,将近二十万,被我拒绝了。我连四年的舒适都不愿意舍弃,何以舍掉亲情? 为了工作?可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在乎过自己的工作。什么岗位,什么工种,都安之若素,甚至工作之有无都无所谓,怎么会为工作离开呢? 为了所谓的前程?王虎说得好:“你到哪里都要靠写字吃饭”,在哪里都是写作,为什么舍近求远? 我在长春,本已经过着很舒服的日子。之所以离开,也许就是为了那种奔波的感受吧。但奔波于我,多么可怕啊。这十多年,我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真的一个人从头开始新的生活,想想都是梦魇! 那孤独的两夜,我想了很多很多。矛盾重重中,我回到长春。第二天,我和妻子去买东西,很重的一件物什,我扛到楼上,又扛下来。妻子说,平时看你没用,关键的时候,有还是比没有好。接着,女儿生病了,天天到医院打针。我和妻子分工协作,一个照顾孩子,一个楼上楼下挂号、找大夫、买药等。这些都是平时注意不到的小事儿,但如果只是一个女人跑东跑西,该多无奈甚至焦虑、愁苦? 生活,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 梁实秋说:八年抗战,最大的感受是,即使吃糠咽菜,全家人也要在一起。而2009年的一次出行,一次最切近的离开,彻底吹熄了我离开的念头。 2010-2-8
星期一(Monday)
晴
![]() 公元835年(唐文宗太和九年),镇守沧州的李彦佐接到诏书,让他带兵渡过黄河听命。李带领的大部队到达济南后,按部就班地分批渡河。当时是寒冬腊月,河面上到处都是横冲直撞的浮冰。一艘战船中招儿了,沉到了河底。而皇帝的诏书就在这艘船上。 丢失诏书,这是大不敬的罪过!大不敬,可能杀头也可能灭门!李彦佐惊惧异常,一夜之间须发皆白,连续六天不吃不喝,体貌消瘦几乎脱了相!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天灾,除了认命根本没有办法。但《阙史》中记载的故事却发生了转折——李彦佐把矛盾转嫁给下属,对他们说,如果找不回诏书,我先杀了你们。下属说,那也好,但是你要先写一个祈祷书,我们再下河捞取。于是李彦佐写道:“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祀未尝匮,尔河伯洎鳞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予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河伯啊河伯,你要是不把诏书还给我,我让上天惩罚你。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轰隆一声巨响,河冰破裂,露出三十丈宽的水面。下属知道祷词起了作用,赶紧下钩。你猜怎么着,诏书捞上来了。 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反正在我看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类的鬼话,不过是讲故事的人自欺欺人罢了。而事实上,李彦佐是被恐惧逼得神经不正常了。 同一时代,小官僚马侍中得到一只玉碗。用该碗盛水,放半个月都不会变质,且蚊蝇不敢靠近。一个七八岁的小奴喜欢得不得了,把玩不已,结果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马侍中不在家,其他奴仆见状,大惊失色,七嘴八舌乱作一团。马侍中回来后,发现小奴不见了。他一边鞭挞其他仆人,一边命他们必须找回小奴,自己要亲手杀了这小崽子。三日后,一个女仆扫地时偶尔发现马侍中的床下飘着一条衣带。近前观看,我的妈呀,正是那小奴。他趴在床下,以背抵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而气力未竭。马侍中闻讯赶到,也吃了一惊,小声说:“摔碎一只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作为旁观者,我很悲哀。我不认为这个孩子天生神力。是恐惧,恐惧让他做出了非人的举动。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几天后,马侍中果然派人寻机把孩子打死了。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命下属半跪着跟自己讲话,而下属居然从命。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新闻时一点都不意外。恐惧的力量大得惊人,非我们这些人可以想象得到。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台湾电影《刺青》的导演周美玲说:“人性很脆弱,常进行着种种‘仪式’而不自知,这些仪式其实是人性必需品,以渡过生命、缝补伤痛与破损,得以继续把生命延续下去。刺青这个仪式,指涉着人性深处脆弱的灵魂。”我承认她说的没错,但有点矫情。20年前的小县城,常见剃小平头的年轻人在街头横冲直撞,他们光着膀子,露着龙形纹身,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胖揍。他们用刺青“缝补”了自己的“伤痛与破损”,无辜挨揍的那位,用什么缝补伤痛? 要我说,刺青有时候更代表着一种姿态,是给外人看的。说是虚张声势也好,说是真的勇猛颟顸也罢,总之,不一定只代表着“脆弱”。史书上记载的自我刺青者不在少数(为什么说“自我刺青”,难道还有别人刺青?是的,古代有些犯了罪的人,脸上要被迫刺字,称为“黥”,又称墨刑)。唐朝时黔南观察使崔承宠,在身上刺了一条蛇,巧妙至极。该蛇从右手刺起,两个指头张开,就是蛇口,蛇身绕着手腕、手臂、脖颈,直到腹部、屁股上,脱掉衣服,能清晰看到他身上趴着一条活灵活现的蛇。喝酒的时候,崔承宠喜欢悄悄脱掉衣服,把手伸到客人面前,猛然张开手指,一条大蛇忽地扑向客人,把人吓一大跳。这种玩笑虽有点无聊,却也无伤大雅。 可恶的是,有人给自己刺了青,以为别人不敢惹他,便四处敲诈勒索。唐武宗时,薛元赏任京兆尹,也就是作为首都的西安市市长。当时有一伙儿歹徒,剃光头,露纹身,在各酒家白吃白喝,殴打行人,民怨极大。薛元赏命令几个里长打入黑帮内部,搜集他们的行踪,然后将其一网打尽,三十多人全部棍棒打死,抛尸街头。《酉阳杂俎》中还有一种说法是“约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三十和三千,差别太大了,从今天的角度看,三十多人似更合理些。但我们的祖先嗜血腥,杖杀三千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的可能是,刺身生事的人没有这么多,但肇事者被杖杀后,肇事者的亲戚朋友来讨说法,引发群体事件,而市长跟他们没什么道理好讲,悉数杖杀之。 应该说,薛元赏重罚刺身生事的人,的确顺应了民心,但方式有失粗暴。凡事一粗暴,就容易伤及无辜,从而削弱其行为的正当性。当时有个叫张干的人,不服薛元赏,非要跟他较劲。他在自己的左臂右臂上刺了副对联,上联是:“生不怕京兆尹”,下联是“死不畏阎罗王”,现在看来,这也就是言论自由的范畴,根本不算什么。薛元赏却急眼了,令人把张干找来,照样一顿乱棍,“杖毙之”。黑社会再黑,也黑不过手握政权的人。这哪里还是为民除害,而是黑社会间的比勇斗狠了。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你有没有听人把沙发设计师称为“沙发艺术家”?几乎没有。但你一定听说过“建筑艺术家”。 我感觉不到设计沙发的人和设计建筑物的人有什么本质不同。如果一种技术上升为了艺术,自然与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但也一定需要特别强力的人推波助澜,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断创造,推陈出新,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推动链条,以个人的魅力与号召力,水到渠成地把技术带到艺术的高度。而在“建筑艺术”深入人心的过程中,美籍华人贝聿铭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最近,因为贝聿铭应邀设计“南京六朝建康都城遗址博物馆”,并可能以其为“封刀”之作,而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大师的起步 贝聿铭,1917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也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 贝聿铭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被归类为现代主义建筑,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几十年来,贝聿铭在美国各地负责设计过许多博物馆、学院、商业中心、摩天大厦,也在加拿大、法国、澳洲、新加坡、伊朗和北京、香港、台湾等地设计过不少大型建筑。代表作品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馆、法国巴黎罗浮宫扩建工程、中国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苏州博物馆等。 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1983年,他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克建筑奖。 贝聿铭的祖辈是苏州望族,他的童年时光在苏州园林里度过。1927年以后,他到上海读完中学、大学,于1935年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建筑系。 此后,贝聿铭先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学习,并在二战期间服役四年。1945年受聘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助理教授。 1948年,纽约房地产开发富商威廉?柴根道夫聘用贝聿铭担任他创办的韦伯?纳普建筑公司的建筑研究部主任。柴根道夫与贝聿铭互相欣赏,相得益彰,合作达十二年之久。十二年中,贝聿铭为柴根道夫的房地产公司完成了许多商业及住宅群的设计,也做不少社会改建计划。直至1960年,贝聿铭离开柴根道夫,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大师的作品遍布世界 贝聿铭起步是从设计公寓开始的。据说,当初他在纽约、费城、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地设计了许多大众公寓。贝聿铭认为:“建筑是—种社会艺术的形式。” 所谓社会艺术,是指建筑与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的区别。绘画和雕塑等强调作者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而建筑师在重视其个性与内涵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为人们创造生活工作的环境。贝聿铭在费城设计的三层社会公寓因为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而深受工薪阶层的欢迎。费城莱斯大学甚至还在1963年颁赠他了“人民建筑师”的光荣称号。 不久,他的建筑公司开始转向公共建筑物的设计。贝聿铭设计的建于科罗拉多州高山上的“全国大气层研究中心”小试牛刀,获得了好评。《新闻周刊》杂志专门曾刊登它的照片,称贝聿铭的设计是“突破性的设计”。 贝聿铭提出了“让光线来做设计”的名言。这预示着...... 2010-2-6
星期六(Saturday)
晴
![]() 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国学大师满坑满谷,但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凤毛麟角,能叫上名来的不过祖冲之等几个人,还有几个装神弄鬼的炼丹家,抽冷子干了点与化学有关的活儿,此外简直就是空白。出现这种结果,跟封建社会的选才制度有关。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如果科举考修脚,我估计中国一定能涌现出一批修脚大师。 事实上,我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把数学纳入了科举范围。显庆元年(656年),国子监开办了数学专科学校——“算学馆”,招收学生三十人,设置算学博士和算学助教主持日常教学工作。这样,国子监内就有了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政府还让李淳风编订了十部算经,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统称《算经十书》,作为官方教材。让数学入科举,数学过关就可以做官,这在当时,可说是开了世界之风气。尽管那时数学还不是很发达,但先把架子搭起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沿袭、发展到今天,难保不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进而推动与此相关的科学进步。更甚至,几个诺贝尔数学奖、物理奖都到手了。 但奇怪的是,到了晚唐,明算科考试停止了。本有可能大踏步前行的数学科目,在中国戛然而止,此后只靠几个民间数学爱好者支撑。停考的原因是,应试的人太少。原来,政府做了个规定,国子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算学博士的官阶却是从九品下,是官阶中最低的一级。期间,算学馆停了开,开了停,没有个连续性,学生们也觉得没意思,老师才是从九品的芝麻官,学生还不得憋到二十品去啊!干脆另谋出路吧! 为什么历代当政者都不重视以数学为中心的科学,而只注重玄而又玄的国学、儒学呢?要我看,全是因为数学对于专制制度毫无用处。一样的国学典籍,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每个统治者都能随便发挥,拿来为我所用,将其变成专制统治的护身符。天文学也是如此。编订《算经十书》的李淳风同时还是个天文学家,他居然可以根据天象推断出武则天在四十年后要篡位,但星星的位置跟武则天篡位有什么必然联系?没有,反正天象就这么说。国学的功能类似。为什么大臣必须效忠皇帝?没有理由,儒家经典就是这么说的,你就得这么做。相比之下,数学就不行了,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所以就应该由我当皇帝,这不像话。 为了像话,统治者们纷纷把数学扒拉到一边去了。 (压题图片:李淳风画像) 2010-2-6
星期六(Saturday)
晴
![]() 在一些小圈子的聚会中,听到很多人对聂绀弩推崇有加,尤其他的古体诗(其实是不太遵守平仄的律诗),堪称一绝。而2009年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更成为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此前,我也读过聂绀弩的一些作品,诗歌、小说、杂文都有。他的小说写得真好,诗歌也不错。他在下放北大荒时,写的《北大荒歌》,开头几句就让人心内一颤:“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中爬?四脚蛇、哈士蟆、肉蚂蝗。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和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简直就是生动的素描画!可是到了中间,变成了这样的句子:“共产党,日东方。经万战,获全胜,人民把家当。向龙王要水,向地藏要矿,向土地要粮。工农业,同时举,吐光芒。旧中国,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新家邦,开辟北大荒,优秀儿女齐响应,懦夫懒汉尽惊慌。苇草蛇虫须迁让,寒风积雪莫再狂。千年往史无此日,万里长征再荣光。”“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步安祥。田间青年皆俊秀,陌上少女美红妆。好诗人人诵,鲜花处处香。何处是草,何处是塘,何处是北大荒?”此诗作于1959年,正是大跃进最疯狂的时候。我不敢说后面这些句子不是真诚的,但不管真诚与否,如果作品中充斥着口号式的东西,难免不削弱其艺术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都不好意思把自己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拿出来,因为他们知道,那根本算不上作品,只是一些组合起来的字而已。即使有些胆大的作家为了保留一份真实历史而不惜展示出旧作,也的的确确惨不忍睹。而聂绀弩的作品在市场上冷冷清清,是否或多或少与此有些关系? 在中国,一个作家,不说糊涂话(起码少说糊涂话),是其作品能否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与聂同时代的汪曾祺和孙犁,作品长销(不是畅销),除了文字优美,艺术性强以外,绝对和他们的作品中鲜有糊涂话有关。什么是糊涂话?我看,至少包括两点。一是紧跟时局。中国有善搞运动和善喊口号的传统,年年刮风,月月新词。若以之为时尚,甚至严丝合缝地附和,随着更新的运动,更新的词汇出现,作品也就随着旧的运动与词汇一起消失了。作家若做不到视而不见,刻意疏离也是个选择。汪曾祺的小说《羊舍一夕》本是褒奖大跃进的,你非但看不到大跃进三个字,而且环境的铺排,人物的心理,完全符合正常人的思维。即使今天读来,那还是一篇优美的小说。二是看重自己的官方身份。有些作家,负累于官方身份,说了符合自己身份,却违背常识的话。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糊涂,明白什么是常识,但为了什么什么,就昧着良心说话。有些退休老干部,在台上时胡话连篇,退休后反而恢复了理智,就是鲜明的例子。 紧跟时局和以官方身份发言,最大问题在于立场偏狭,忽略普遍的人性。文学就是人学,忽略人性,文学何在?一些人文笔好,但总传达自相矛盾的价值观,文字早晚被淘汰甚至被当成笑柄;一些人文笔并不好,却因为思维清晰,自我节制,没有人云亦云,而让文字流传了下来。我不赞同“价值观至上”,如果写作时总是先定好调子,其实又是矫枉过正了,跟当年的“政治挂帅”没什么两样。我只是强调“不说糊涂话”。这是最起码的原则。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应能清醒地打量现在。 (压题照片:聂绀弩夫妇) 2010-2-6
星期六(Saturday)
晴
![]() “他是我的好友,好到什么份儿呢?这么说吧——有一天如果我死了,他是一个可以托付妻儿的人。” 我听着有点感动。人和人之间,就讲究一个义字。义重如山嘛! 可是,把妻儿托付给谁这件事,我还真亲历过。2006年夏天,单位一个同事得绝症去世了,他还不到四十岁,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无业的妻子和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那些日子,很多人去看他,单位领导也去了,凛凛然告诉他:“你放心,只要这个单位还在,一定供你的儿子念完大学!”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即使那孩子一年花销五千,上完大学最多也不过四五万块钱,对这个家大业大的单位来说,根本就是小CASE。第一年,单位如约支付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第二年,单位换了领导,新领导说,前任的事儿我不管。断然拒付这笔钱。孩子的妈妈、爷爷,数次到单位交涉,无果。后来几个同事看不下去,私下每人凑一百块钱给孩子当学费。半年凑一次。钱不多,杯水车薪,起码也是个心意。 你可以说,这是单位失约,跟个人无关,普通同事还是有心的。那我讲下一件事:一伙儿人群殴,发生了死伤事件。肇事一方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一人扛起所有责任。他入狱后,其他朋友帮着照看他的妻儿。前几年,还真是按时送粮送钱。等这位为朋友两类插刀的“纯爷们”瘐死狱中以后,妻子改嫁,儿子成为街头小混混,上演了现实版的家败人亡,而那帮朋友早不见了踪影。一个人离开,把妻儿托付给某个、某些具体的人,且得到了令人欣慰的结果,恕我孤陋寡闻,还真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希望有人给我举个例子,史书上记载的也行,发生在你身边的也行。 有人说,关羽千里走单骑,帮刘备照看一家老小,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我想,那是刘备还活着,还有能力指点江山,能影响整个大局。如果刘备死了,其余一干人等,树倒猢狲散,谁管得了谁? 我得出的结论并非人情冷漠,而是凡事儿都怕拖。激情满怀时,满口应承替你照应妻子儿女。但激情过后,是琐碎的常态的生活,拖来拖去就成了累赘。谁能照顾谁一辈子呢?所以不要强为所不能为,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妻儿最好的照料。托付给谁都不如托付给自己。所谓自珍自爱,自求多福是也。 2010-2-5
星期五(Friday)
晴
![]() 其实,我是个校园诗人。 十来年的耳鬓厮磨啊,可以想象我跟诗歌的渊源有多深。后来,我就不写诗了。如同分道扬镳的人,渐行渐远。 但最近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收到刘春兄寄来的关于诗歌的论著。如果说我还能看到诗歌的些微面目,一定跟这些书有关。桂林诗人刘春,我的同龄人,仿佛一个旧友,时时在我面前谈起我的旧情人,让我有点尴尬,有点心动。应该说,我还是在惦记着“她”,旧情一经刘春加温,就不由自主燃烧起来。 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亦如此。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六个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除了黄灿然不怎么熟悉,其他几位,都是我在青葱年代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写法很随意,总体上是按照个人小传穿插作品评论、事迹评说的脉络下来的。这样概括似乎简单了些,抛失了内核。因为刘春兄酝酿、写作这些人物用了八年时间,未收入书中的篇章,至今在《花城》杂志上以专栏的形式连载。他的见解和见识,他的情感,甚至他自己的命运都点点滴滴渗透在这些文字中间。非认真读完,掩卷深思,不能理解作者之苦心。我读完前两章:写顾城的《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写海子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心里酸酸的。我想,即使一个对诗歌毫无所知的人读了这两篇文字,也不会完全不动心。读完后四章:写于坚的《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写欧阳江河的《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写西川的《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和写黄灿然的《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我的感触是,哦,原来诗人有这么多细节。比如西川苦于被各种各样的诗歌爱好者的来访骚扰,不得不在门口贴上告示:“来人谈话不得超过一小时,饭食自理。”比如于坚曾在1975年花3元钱从一个偷偷卖书的人那里买了一本定价1角5分的《飞鸟集》。他搜罗的这些细节,让诗人的形象更加丰满。 应该说,他的描述是完善的,他的评说是真挚的。他在用一颗心抚摸诗歌的前世今生。不过我也知道,刘春的诗歌史,即使对他个人来说,也绝对不是盖棺定论,而是“流动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于坚、欧阳江河们正当壮年,命运里还充满着不确定性,其创作力即或已过高峰,但谁也不能说他们不会写出更具颠覆性,更具代表性的作品。即使对逝者海子和顾城来说,将来随着资料的增多和更多事实的显现,作者的看法也可能会改变;再即使,这些都没改变,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改变,看法、判断依然要变。 人是流动的,诗歌是流动的,因此史也是流动的。未来的不确定,恰如命运的不确定。但有一种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热爱”。我期待着,刘春永远地记录下去,在将来,依然源源不断写出他自己的诗歌史。虽然诗歌已不是我的至亲,但她是我愿意永远旁观的一个美丽身影…… (《一个人的诗歌史》,刘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定价28元) 2010-2-1
星期一(Monday)
晴
![]() 超市里大声播放着粤语的拜年歌。店铺开始把饮料、白酒、香烟一箱箱摆在门口,以致蔓延到街道上。办公楼里在进行各类评比,做总结,发奖金。中国结、大红灯笼把巷子里装饰得斑斑点点,跟树枝上的积雪红白分明,相映成趣。偶尔,还有淘气的孩子提早点燃了爆竹,在你身后突然炸响,回头看时,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捂着耳朵跑远了。 是的,年来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年,不是大年三十这一天,它甚至可以前后延伸一个多月——进了腊月门,年味儿越来越浓;民谚“没过十五就是年”,正月十五之后,年味儿才渐渐散尽。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人们的生活和话题都围绕着过年展开。 虽然名称各异,时间各异,但世界各地各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年”,我想不出,还有哪个节日的分量能超过“年”。 过年,被见证的幸福 过年意味着什么?三十年前的我们,过年就是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放鞭炮。三十年后,过年对我的孩子意味着整天看动画片,或者乘飞机出外游玩。温饱于她,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精神上的需求远大于物质需求。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差别。几个字眼背后,是巨大的变化。生活的日新月异,集中体现在了过年上。 小时候,过年之前,父母会竭尽全力给我们买一身新衣服。他们的笑容很凝重,千叮咛万嘱咐:小心点,不要弄脏!这一身衣服至少要穿一年。然后,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我们按着民谣一天天期盼:“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锅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吃一块豆腐,都要煞有介事。 时至今日,人们常常感慨:现在过年,为什么没有年味了? 大家不再把它当回事儿,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把“年”捧在手心里。其实道理很简单,以前因为得来不易,所以小心翼翼,并用一种严格遵守的仪式包装起来。当温饱不再是问题,新衣服新物品也不用非等到年底再买的时候,人们就不需要那种仪式感了。按以前的物质标准,可以说,我们天天都在过年。 事实上,生产的发展,产品的极大丰富,只是削弱了人们对物质的渴求。恰因物欲的消退,“休闲”、“团圆”、“爱”等字眼却凸显了出来。原先,它们淹没在物质的水底。大水消退后,它们露出台面,成了生活的主角。 “假日七天,去香港还是去欧洲?”年节将至,旅行社开始连篇累牍打广告,休闲会馆释出诱人的优惠信息。都市人期待过年,更多的是期待“黄金周”,可以休息,可以出门散心。 如果身在外地,很多人都千辛万苦赶回去,与家人团聚。俗语“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体现出对团聚的强烈期盼,但如果真的“没钱”,“回家过年”也许真的只能是个“期盼”。二十年前,敝乡有个村民在外地打工,连张回程的车票都买不起。据他说,自己在风雪漫天的除夕之夜,只能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上几个头,就当给老爹老妈拜年了。此情此景,何其心酸!现在回忆起来,当事人依然抑制不住要哽咽半天。“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经历过物质贫乏、生活磨难的中国人,应该可以感受到这种柔情的来之不易。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都赶上过年了”。潜意识里,人们是把过年和快乐划等号的。雪天路滑,两辆出租车撞上了。司机狼狈地爬出来,急赤白脸直奔对方。旁边一个老人说:“快过年了,老婆孩子在家里等着呢,大家都保持个好心情!”一句话,两个年轻司机止住了脚步,心平气和找来交警,处理完事故,互相握握手,各自回家。如果不是因为过年,两人也许拳脚相加了。 年是一种期待。对物质的期待,对“休闲”、“团圆”、“温暖”、“快乐”的期待,对更多美好的期待,都集中在“过年”上。所有与此相反的字眼,都被放下了。 “年”仿佛见证者,把我们走向幸福的过程一一摄录下来。 过年,被见证的起点 “年”,在过去一度被称为“年关”,地主要向佃户收缴所欠的亏空。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就是因为交不起欠款,过不了“年”这个“关口”,只好喝卤水自尽。剥离了这个故事辛酸的含义,我们可否理解为,“年”是结算制度之一种,到了这一天,所有问题都面临“收官”,放债的,欠账的,爱恨情仇,必须在年底前结清? 张元导演过一部电影,名为《回家过年》:父亲带着女儿小琴再婚,母亲陶爱荣也带了个女儿陶兰,四个人因生活小事经常拌嘴。一次,父亲丢了5元钱,怀疑对方女儿陶兰偷走了。其实那是于小琴拿了后偷偷放到陶兰枕头下的。陶兰与小琴辩解,情急之下抄起扁担打向对方,竟失手打死了小琴。陶兰被判入狱。十七年后,陶兰被允许回家过年,路上巧遇监狱的女警官陈洁。在监狱里呆了十七年,陶兰很不适应现在城市的感觉,陈洁决定先陪她回家。千辛万苦找到父母后,三个人见面竟都不知说什么才好。父亲说,本来我想在你出狱之前,先离开这个家。现在你来了,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陶兰母女双双跪在小琴的父亲面前。一家三口尽释前嫌。陈洁悄悄走出门口,听着远方的爆竹渐渐响起来…… 一个如此惨烈的故事,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以如此温情的方式解决。 所以说,“年”是一个契机。纵然天大的事情,你也要面对它。躲避是躲避不了的。一切一切,都要在过年时梳理清楚。它既是终点,也是起点。期待中的开始,从结束开始。如果说美好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那一定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农村过年煮饺子,至今保留着用芝麻秸秆烧火的传统,借用“节节高”的好彩头,送给自己一个祝福。 是的,这是个多么快乐的起点,轻装上阵,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2010-1-31
星期日(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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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摁不住这些音符 刀ruai米发骚拉稀 米发刀ruai拉骚稀 它们蹦着跳着 从台阶上挤进房间 我摁不住它们 此起彼伏 大声说话 跳上我的脑袋 在头发的密林里窜来窜去 像蚂蝗一样,往肉皮里钻 拽不出来 拽断了米发 拉稀就没影了 我摁不住它们 我身子里都是它们的叫声 它们在我心脏里 顺着血液流遍全身 熟悉的它们 是以前的名字 不是以前的声调 我不要听 听一遍哭一遍 老男人说 你们啊你们 你们已经和我一样老了 2010-1-29
星期五(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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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时,朱友谦帮助晋王李存勖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李存勖一高兴,赐给朱友谦一块丹书铁券。 名词解释:丹书铁券者,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俗称“铁券”,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免死金牌”,是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 后来,李存勖身边的伶人陷害朱友谦,说他要谋反。李存勖也觉得朱友谦势力太过强大,应该除掉,于是杀掉朱友谦,并派夏鲁奇去追杀朱友谦全家。朱友谦的妻子张氏不服气,拿出免死金牌给夏鲁奇看。夏鲁奇心说,皇帝下了新鲜的命令,以前的不作数了。他自己食言,关我屁事,我是打酱油的。杀! 要说也怪,历史上不少皇帝像李存勖一样,都信誓旦旦给臣下发过铁券,最后都食言了。刘邦给韩信、英布发过,然后灭了他们全族;朱元璋给李善长发过,上写“兹与汝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汝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汝勋。””然后也灭了他全族。我猜不出,他们当初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颁发铁券时是怎么想的,莫非铁了心要证明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当然不是,他们一定还有别的企图。先来分析一下,这张铁券到底是限制谁的呢?看上去,铁券似乎是为了限制皇帝自己,但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谁限制得了他们?要说惟一有约束力的,是其他官员。比如,给甲颁布了铁券,除非经皇帝授意、允许,乙丙丁是不能对甲下手的。甲是皇帝的贴心人,偷偷摸摸杀了他,或者侮辱了他,就是打皇帝的脸,皇帝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宋神宗时,大理寺丞贾种民到枢密院同知吕公著家中调查案件,命令吕公著的儿子站在院子当中,言语恐吓以逼供。神宗知道后,震怒道,“贾种民算个什么东西。胆敢凌辱大臣。撤了他!”于是,贾种民下岗了。所谓铁券,就是皇帝给这些不长眼的人准备的,必须让他们知道皇帝的红人不可欺。 因此,铁券名义是保护受券人,但潜意识里还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只有皇帝可以处死甲,别人没这个权力。在专制社会里,无论看上去多么人性的东西,其主要的用途都是要加强专制,而非消解专制。 2010-1-28
星期四(Thursday)
晴
![]() 灰太狼是个倒霉的主儿,想了一万个办法要捉一只小肥羊,却总不成功,就像《猫和老鼠》中的那只猫一样,追了一辈子老鼠,没有吃到过一次。但灰太狼却成了一些女性的偶像和梦中情人。她们甚至编了一首歌——《嫁人就嫁灰太狼》。为什么要嫁灰太狼呢,因为动画片中的主人公灰太狼同志非常智慧,鬼点子一个接着一个,最后虽都功亏一篑,但其执着令人感动,他在每一集的结尾都会信心满满地对喜羊羊们说:“你们等着,我会回来的!”他对老婆红太狼低眉顺眼,红太狼一生气就拿平底锅砸他的脑袋,灰太狼只会道歉,从不反抗。但《嫁人就嫁灰太狼》中,两句词就把灰太狼的生活搞得变了味儿。其中一句:“他是他们的狼,是我温柔的郎”,另一句:“我是你的宝,一生不能忘”。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灰太狼把你当宝?这么小资的感受,还是灰太狼吗?不,这是张爱玲,是琼瑶,是安妮宝贝,但就不是灰太狼。我知道,有那么一批张爱玲和安妮宝贝的读者,她们啜着咖啡和红酒,梦想着与一个深情款款的郎君缱绻缠绵。但郎君总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不能给她足够大的房子,不够幽默,肩膀不够宽……她只好转过头,从路人那里寻求支援。灰太狼勇敢,灰太狼百折不挠,更重要的,灰太狼怕老婆!哇,他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了。殊不知,灰太狼完全属于另外的类型。他可以为你捉只小肥羊,但别指望他送你玫瑰花;你可以用平底锅砸他,但休想让他陪你坐在海边看日出。他的生活是粗粝的,简单的,无牵挂的。渴望被爱被关照被呵护,这没错,但拿灰太狼说事儿,显然表错了情。有个高中小女生,拨打电台的热线电话,说自己总坐某路公交车,爱上了那个喜欢大声说话,一边吃盒饭一边玩转方向盘的司机。节目主持人说:“不要梦想嫁给他,当他累得灰头灰脸地回到家,你是不愿照顾他的!” 对灰太狼的完美想象和无上限的美化,毋宁说是对现状的不满足,对身边那个人的反讽。从身边人那里得不到,借由灰太狼来填补,甚至把他当成替代品。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娇滴滴的羊,一方面,让灰太狼“你是我的墙,遮挡风和霜” 。但这是一个重结果远胜于重过程的年代,像灰太狼这样的持续不断的失败者,在现实中不会得到同情,更不要说以之为榜样了。他失败了,只有红太狼不离不弃,而且可以忍受灰太狼不洗澡、不刷牙,忍受跟他一起上室外厕所。灰太狼只属于红太狼一个人。她不一定爱他,也不明白他为什么钻牛角尖般地非得捉到小肥羊,煮一只青蛙吃不也可以吗?但她知道,这是她那口子。两只狼是绑到一块过日子的,如此而已。 羊爱上狼,只是一厢情愿;狼爱上羊,只是一个传说;小羊们,你没跟灰太狼走到一块儿,这是你的幸运,也是灰太狼的幸运。每天晚上,灰太狼灰溜溜地回到家中,迎接他的,除了红太狼的平底锅,还有红太狼煮好的青蛙,那是他们永远的晚餐。 2010-1-27
星期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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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微露,乘客们睡眼惺忪,有的端着泡面四处找开水,有的去洗漱间刷牙,还有几个人在厕所旁排起了队。 售货员推着小车从车厢那头走来,一路走一路喊,声音像顶花带刺的黄瓜:“早餐早餐,鸡蛋、包子、小咸菜、热乎的粥唻!” “多少钱一份?” “三十元!” 乘客指着手指肚大小的“鸡蛋”问:“这不是鹌鹑蛋吗?” 售货员一扭头,不理他。 乘客指点着:“一小撮咸菜,两个包子,两口粥——三十块钱!火车上的东西怎么这么贵!” 售货员说:“这是热乎的,值!” 她推着小车一直往前,一边走一边喊:“早餐早餐,鸡蛋、包子、小咸菜、热乎的粥唻!” 有人说:“大家都不买!过一会儿,她再推过来的时候,就会自动降价的。” 售货员一点都不生气,反而认真地回答:“我们不降价!” 七点半,她推着小车又来了,声音像中秋的西瓜,又饱满又起沙:“早餐早餐,鸡蛋、包子、小咸菜、热乎的粥唻!二十元一份!” 乘客问:“你刚才不是卖三十元一份吗?” 售货员仿佛没听见,继续喊:“谁买早餐,热乎的早餐唻!” 乘客对周围的人说:“你等着,待会儿她还会降价的!” 这时候,大家基本都吃完了早餐。几个刚睡醒的乘客,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小车里瞅一眼,问问价,都扭过头去。 售货员见怪不怪,推着小车走了。 八点半的时候,她又来了,声音像放了一冬的倭瓜:“早餐早餐,鸡蛋、包子、小咸菜、还有粥!十元一份!” “十元也不买。倒贴钱才行!”乘客嗤嗤地笑。 九点半的时候,乘客们有的躺在铺位上昏昏欲睡,有的坐在边凳上聊天、打盹儿。售货员推着小车来了。里面还是第一次推出来时的那些东西,似乎一份都没卖出去。“热乎的粥”一点热气都没有。 她很小声地喊,声音像刚冒出泥土的小芽:“谁要早餐?免费赠送,外搭五块钱。” 跟其他乘客一样,我接过售货员递过来的五块钱,把早餐倒进垃圾篓里。 2010-1-27
星期三(Wednesday)
晴
伍立杨\王国华
伍: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界,所受海外学者的影响,当以唐德刚和黄仁宇为最。 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以及三联书店推出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唐德刚的代表作《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战争与爱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史学与红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缘与人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代以来,均在祖国内地呈畅销不衰之势头。一印再印,多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总是供不应求。 王:这些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按理说,他们的作品更具旁观角度,更应该受到重视,却为什么不像黄、唐这样引起共鸣?我思考了一下原因——黄、唐本身是华裔,尽管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但思维方式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又深谙华人逻辑,因此可以将西方视角与华人读者兴奋点巧妙结合。当然,他们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但实际上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夏志清与此类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