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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锦衣卫”的幌子 | ||
2010-2-9 星期二(Tuesday) 晴 |
| 打着“锦衣卫”的幌子 樊树志 最近，有一部电影名叫《锦衣卫》，顾名思义，大概是想艺术地再现锦衣卫的本身。其实非也，编导并不想讲历史，而是借此作为由头或幌子，演绎一个武打加爱情的故事而已。 电影怎么拍，完全是编剧与导演的自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品，观众大可不必在意它的真实可信程度如何。不过，既然片名冠以“锦衣卫”三个字，就不得不顾及历史。如何处理历史？应该像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那样，做不到“七真三假”，也应该做到“三真七假”，如果一分真的东西都没有，那就和历史风马牛不相及了。《锦衣卫》大概可以算作连一分真实都没有的片子。 就大处说，影片编导似乎不知道“锦衣卫”为何物，随意编造一个与历史毫不相干的“锦衣卫”，来搪塞观众。无怪乎观众看了电影之后，会问：锦衣卫究竟是“好”还是“坏”？这种非好即坏的习惯思维，固然不足为训，但是影片以假乱真，或许难以辞其咎。不知道李仁港导演是否还会拍一部以假乱真的、以“军统”为题的电影？ 就小处说，影片中违背历史常识的地方比比皆是。 比如说，该片多次提到“庆亲王”，这是清朝的称呼，明朝一般称藩王或王，如燕王、秦王、周王，而不叫“燕亲王”、“秦亲王”、“周亲王”。至于这个虚拟的“庆亲王”，有“八个亲王府一品侍卫”，更属信口开河，任意想象。身边居然有八个一品侍卫？这是连皇帝也没有的高规格。皇帝的侍卫就是锦衣卫，其中官品最高的——锦衣卫指挥使，不过是正三品官衔。某些有特殊背景的锦衣卫主官，不断加官晋爵，也有官至一品的例子（如钱宁、朱希孝、刘守有等），却屈指可数，整个明朝两百多年中，一共也没有八个。 又比如说，影片中提到，“吏部尚书府掌管朝廷兵符印鉴”，“放着国防机密”云云，简直近乎荒唐，不知道从何说起。难道编导不明白吏部掌管人事，兵部才是掌管军事的吗？ 再比如说，影片中的锦衣卫军官身穿一身黑色服装，令人感到迷惑。历史文献写得明明白白，在正式场合，锦衣卫指挥一级的官员身穿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銮带，佩绣春刀，一般场合则穿大红便服；千户、百户等下级官员身穿青绿色锦绣服，一般场合则穿青绿便服。执行任务时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民众只要看到“鲜衣怒马”、“操京师口音”者，就可以断定是锦衣卫。所谓“鲜衣”，就是色彩鲜艳的衣服，黑色服装是称不上“鲜衣”的。 人们对一部供大众娱乐的影片，没有必要过于顶真，与它计较历史的真实性，以免引来编导们的斥责：你们根本不懂电影！我们下面要说的，并非影评，而是回答电影《锦衣卫》引申出来的问题：锦衣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在明朝宫廷与官场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当时人一提起锦衣卫就毛骨悚然， 唯恐避之不及？ 锦衣卫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之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没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大意是说，刑法方面明朝独创的有三样：一是廷杖（在宫廷之上杖责官员），二是建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三是建立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以及它所附属的镇抚司诏狱。这三样之中，廷杖、锦衣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东厂是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发明，西厂则是明宪宗的发明，此外，明武宗还发明了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的内厂（内行厂）。不过西厂、内厂（内行厂）存在的时间很短，东厂、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它们互相配合，二位一体，当时人称为“厂卫”。 为什么说锦衣卫是一大发明呢？明朝的军队编制不同于前朝，称为“卫所”。五千六百人为一个卫，下辖若干个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个百户所。卫的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所的长官是千户（正五品）、百户（正六品）。 在诸多“卫”中，有号称“上二十二卫”的亲军，它的职掌与其他各卫不同，地位很高，其中的锦衣卫地位更高。 锦衣卫出现以前有“仪銮司”、“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废除仪銮司、亲军都尉府，建立锦衣卫。它的职掌与其他卫有所不同，简单说来就是两大任务：一是“直驾侍卫”，一是“巡察缉捕”。 所谓“直驾侍卫”，就是承担皇帝与皇宫的警卫保驾任务，这是它的日常勤务。每逢圣节（皇帝诞辰）、正旦（正月初一）、冬至，举行的三大朝会，以及每天的常朝（皇帝上朝与官员议政），还有举行祭祀等仪式，皇帝的出入，都有锦衣卫官兵扈从、侍卫。凡遇大朝会，皇帝上朝升殿，锦衣卫指挥使一员，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乌纱帽，身佩銮带，悬挂金牌，在御座前面偏西的地方站立侍卫，另有千户六员身穿青绿锦绣服，在殿前“侍班”（听后召唤）。凡平时常朝，锦衣卫指挥一员、千户二员、百户十员、旗校五百名，在奉天门（皇极门）下，排队侍卫，听候皇帝命令，纠正官员礼仪。退朝以后，锦衣卫百户一员带领士兵，巡察皇城四周，其余锦衣卫官兵分别守卫东华门、西华门，听候传唤。 所谓“巡察缉捕”，就是“缉捕京城内外盗贼”。锦衣卫专设“镇抚司”，直接承办皇帝交付的重案要案，捉拿人犯，审判关押，特设“诏狱”，意思是遵照皇帝的诏令查处人犯的监狱。镇抚司诏狱的司法权力，来自皇帝，凌驾于政府的司法部门之上。政府的司法部门——“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不得干预锦衣卫镇抚司。也就是说，镇抚司诏狱可以越过三法司，行使特殊的司法权力。这样说，似乎太过于抬高了锦衣卫的身价，因为它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目中根本没有三法司，视法律如草芥。这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法外用刑”的结果。 朱元璋为什么要设立锦衣卫以及它的附属机构镇抚司呢？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传》（1949年版）中这样回答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许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分析得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锦衣卫的职能：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锦衣卫是个什么东西，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专门写了一本《锦衣志》，他的结论也是如此：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使锦衣卫也受其侦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他卫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借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锦衣卫，它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四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这位太祖高皇帝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上皇帝。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还出现了“瓜蔓抄”，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迁都北京以后，朱棣另外建立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 锦衣卫的头目，在《明史》中有小传的，不是列入“佞幸传”，就是列入“阉党传”。在“佞幸传”的有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陆炳；在“阉党传”的有田尔耕、许显纯。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卧底、告密而发迹，为皇帝惩治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加官晋爵之后，气焰嚣张，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达于巅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政府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 田尔耕是前兵部尚书田乐的孙子，依靠祖荫，仕途一帆风顺，一直晋升为军职最高官阶——正一品的左都督。天启四年投靠魏忠贤，掌管锦衣卫。此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为了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田尔耕把锦衣卫的侦缉人员派往各地，把不同政见者逮入镇抚司诏狱，严刑逼供，入狱者都死于非命，没有活着出去的。由于他和魏忠贤、魏良卿的特殊关系，不少官员都奔走于他的门下，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甚至与他缔结姻亲。当时京都有“大儿田尔耕”的说法，意思是，他是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中的老大。这个老大是名副其实的，魏忠贤特别看重他，以皇帝的名义授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誉头衔，他的亲属多人获得锦衣卫世袭职务，逢年过节赏赐不断。 许显纯是前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一路升迁，成为都指挥佥事（从二品），天启四年出掌镇抚司。此人粗通文墨，性情残酷，在镇抚司诏狱中，用各种酷刑折磨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先弹劾魏忠贤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杨涟，在镇抚司诏狱中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最后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折磨死。支持杨涟的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都被拷打得面目焦烂，筋骨断裂，皮肉溃烂，布满蛆虫，最终死于狱中。 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分三个档次：轻的叫做“打着问”,重的叫做“好生打着问”，更重的叫做“好生着实打着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手指）、夹棍等。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说，他进入镇抚司诏狱，许显纯迎合魏忠贤的心意，严刑逼供，“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一套刑用下来，无不血肉溃烂，凄厉的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诏狱”里面的牢房是地下室，墙壁厚达几尺，室内鬼哭狼嚎，隔壁听不到一点声音。拘押在诏狱的顾大章，把镇抚司诏狱与刑部监狱相比，竟然有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明末文人黄煜写了一本《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入狱后，遭受严刑拷打的惨状：入狱当天，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下，夹棍五十下。提出审讯时，由两名狱卒挟持左右，佝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用“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的尸体，用被褥、苇席包裹，从诏狱后门拖出，尸体腐烂，“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拨乱反正之后，厂卫横行依然如故。崇祯四年言官许国荣向皇帝上疏，希望对厂卫有所制裁。他说：原先厂卫负责侦缉，对付“巨奸大逆”，偶一为之。后来演变为常例，失去立法的本意，而近于告密。他感叹道：“告密非盛世风也！”接着他分析厂卫横行的弊端：皇上或许以为有了厂卫，“天下无遁情”，臣却以为“天下从此政多隐情”；皇上或许以为“秘访所致，得于独闻”，臣却以为厂卫“借此为招摇之榜样，纳贿之便门”。况且只有厂卫可以侦缉他人，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侦缉厂卫；他们能够颠倒是非，而无人敢于评判他们的是非，以至于厂卫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流毒泛滥至今，一些流氓无赖打着“厂卫”的幌子，敲诈勒索，牟取私利。他举例说：绸商刘文斗运货到京城，奸徒恶棍赵瞎子等口称“厂卫”，以偷税漏税相讹诈，把他绑架到崇文门东小桥庙内，搜查他的账簿，发现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商户罗绍所、李德怀等十余家，一并拿下拷问，总共敲诈白银两千余两。 以上所说不过是几个片段，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解了这一些，再去看电影《锦衣卫》，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9 13:47 | 分类:不知道归哪类 | 推荐指数：0 | 浏览:21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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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见南子：千年悬疑 | ||
2010-2-9 星期二(Tuesday) 晴 |
| 子见南子：千年悬疑 傅杰 对时下潮流来说，孔子的一生除了那吉光片羽的“子见南子”外，肯定没有什么艳丽的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一部几乎没有女人的戏，能拍吗？ 出典 子见南子的故事，第一来源是《论语》的《雍也》篇：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第二来源是《史记》的《孔子世家》，称孔子到卫国：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南子是宋人，早年就跟宋公子朝有染，嫁到卫国后仍与之私通，秽名远播。据《左传》记载，定公十四年卫灵公为南子召见宋朝，正逢太子蒯聩去齐国，途经宋国郊野，宋人冲他唱到：“已经满足了你们那发情的母猪，为什么不归还我们风流的公猪？”（用李梦生先生译文）。蒯聩大为羞愤，找人谋刺南子，事为南子所察，蒯聩逃往宋国。 而南子召见孔子在鲁定公十五年——距这桩事变还不到一年。 怀疑 南子名声不佳，圣人往见已经不惬人意，复对弟子赌咒发誓，语无伦次，难免启人疑窦。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就说： 《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类乎儿女之诅咒者？ 这种怀疑古人一直都有，今人也有同感。如著《论语今注今译》的毛子水教授就说：“孔子因要行治道而见南子，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子路虽野，孔子亦可晓以做人的大道理，似不必对世俗鄙陋的意见而发誓。《论语》这章所论，疑出于附会的传说。”又如英译《论语》的刘殿爵教授在《〈论语〉中所见的孔门弟子》中说，子路“常常因一些他觉得是错误的行为而批评孔子”，因此包括子见南子的“这些传说可能是不足凭信的，它们记录的是一般人对于子路的想法”。但“一般人对于子路的想法”怎么会被《论语》载录并为司马迁采信，毛刘二氏并不可能加以证明，所以他们的说法只能算是对这一事件的一个“想法”而已——毛称“似”“疑”，刘称“可能”，都表明了这一点。 怀疑论者中最石破天惊的，是侦得这里的南子根本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宋人孙奕的《履斋示儿编》称南子乃是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占据费邑以叛季氏的南蒯，孔子去见他就像去见另一位叛臣公山弗扰一样——那也是引起了“子路不说”而明确表示了非议的。但王应麟（字伯厚）在《困学纪闻》中驳斥说：“以《传》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其说凿而不通矣。”（奇怪的是著《论语读训》的程石泉教授居然在书中称王应麟与孙奕一样“以此章所指南子乃鲁之南子，南蒯也”。大概他读刘宝楠《论语正义》，只看到刘氏在引孙说后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陈自明说同”，却未看见或未看懂刘氏在驳议后有“宜为伯厚所斥矣”之语。鲁莽灭裂，一至于此！） 思路相近、结论不同的还有现代史家黎东方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关于子见南子之一段故实》，试图让我们相信南子是卫灵公之弟公子郢，“谦位让国，不忘蒯聩”，孔子再次赴卫，可能是找他谈迎聩正名之事，他别号子南，被误为南子了。文史相较，黎氏恐怕更长于文，这也是他的“细说”中国历史系列能如此风行的原因。至于他的文章，把标题中俨然若史家言的“故实”改成较类小说家言的“故事”，或许更加名副其实。 诠释 诠释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子见南子是不是合礼。 何晏的《集解》根据汉孔安国等的说法，称孔子所以见南子，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而朱熹《集注》说：“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清代专好与朱子作对的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揭露：“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朱语用“盖”，本即表示推测。王闿运则在《论语训》中进一步想象：“《聘礼》兄弟之国则聘使问。夫人南子宋宗女，与孔氏同姓，或有婚姻。”其他学者要给孔子的行为一个正当理由，有的另为其构造“合礼”的依据；有的就索性去掉“盖”字，径称这是古礼了。 二是子路为什么不悦。 朱熹说子路是“以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清人有不同的说法。往小里说，是子路怕老师被人轻蔑，如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说：“盖当时之见南子者，皆徇灵公之私”，而忧孔子往见，亦有求媚之嫌，“君子必将异焉”。往大里说，是子路怕老师同流合污，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认为“南子虽淫乱，而有知人之明，故于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请见孔子，非无欲用孔子之意”，而子路不欲老师屈身行道，为其所用，“非因南子淫乱而有此疑也”。 三是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大多数的注者都认为“矢”就是发誓的誓。但前人也有以老师冲弟子发誓为可怪者，遂别解“矢”为陈，也就是改发誓为陈述了，陈述的内容则每每增字解经，各逞己意。而对否字、厌字也都歧解纷出。钱穆《论语新解》总结说： 否字各解亦不同。一曰：否谓不合于礼，由于道也。孔子对子路誓曰：我若有不合礼，不由道者，天将厌弃我。一曰：否，乃否泰否塞之否。孔子对子路曰：我之所以否塞而道不行者，乃天命厌弃我。盖子路之不悦，非不悦孔子之见南子，乃不悦于孔子之道不行。至于不得已而作此委曲迁就也。故孔子告之云云，谓汝不须不悦也。一曰：否，不也。孔子指天而告子路，曰：我若固执不见，天将厌弃我。细会文理：仍以第一说为是。 即使承认这是誓词，注家也往往不肯说这是孔子情急之下的口不择言，而是设计出多种子路一时不能领会、只能让他慢慢体悟的理由，说者煞有介事，其实也多等于“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崔述语）的猜谜游戏。 评说 根据诠释的不同，古今人对子见南子作了不同评说。有的维护孔子，在近代说得绝对而有趣的可推康有为。在《论语注》中他称孔子“以人权多有自主，大同固可相见”；而子路则“习闻小康之制，以为男女不当见，尤疾淫乱之人，固疑怪孔子，盖笃守小康者，见大同之举动无不怪也”，一言以蔽之，师徒根本不属一个档次。而“旧注以为疑，亦泥于小康之道，故不能明。盖圣人踪迹兼于三世，故上下无常非为邪，进退无恒非离群，故曰圣而不可测之谓神。子路、朱子皆未之测，何况余子”——言下能与孔圣人孔子惺惺相惜的，唯有他康圣人康子了。有的支持子路，在现代说得绝对而不那么有趣的可推赵纪彬。在他眼里，子见南子章“所说则绝对不属于‘男女之别’，而应是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所论“亦不是孔丘与子路的情感冲突，而是政治路线方面的一次理论之争”。陈义之高非一般人能解会。赵著在“文革”中修订后风行一时，不过上述认识，是作者在“评法批儒”运动前就有的，“文革”版的唯一改动是把“孔子”改成了“孔丘”。 评说较多关注的另一点，是子见南子的不得已。裴骃《史记集解》引栾肇说：“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羑里也。”朱熹说：“今人入仕，遇恶人，亦须投剌谒之，但不可有冀望于彼之心耳。”古人不免拘滞，今人于此则有更振聋发聩的发挥。前些年出版的《发现论语》，指控南子“是一个虚荣、愚蠢、淫乱而又自以为是、以致狂妄地插手政治、玩弄阴谋、攫取权力、把持朝政的人。她的虚荣、她的愚蠢、她的淫乱、她的狂妄、她的野心乃致她在插手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使得整个世界都为有她这么一个人而感到耻辱”。尽管如此，子路对老师拜见南子的愤怒依然不脱“在自己所学习所信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与实际的政治之间不能作出某种必要的区分”的“政治上的幼稚性”，因为： 如果我们把孔子接受卫国有权势的南子的邀请而去拜见南子与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当时沙俄女皇的邀请而去拜见女皇比较一下，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对于一个深刻、伟大而又成熟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来说，只要那些正在掌握权力的有权势的人们能够给予他哪怕仅仅是表面上或礼貌上的尊重并为他提供与之打交道的机会，那么无论这些有权势的人们的名声怎么坏，无论他们的所作所为怎样恶劣，他都将乐意把那些有权势的人看作是一个好人，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朋友和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并彬彬有礼地去与之打交道，对他倾吐心声，把他变成自己政治见解、政治思想与政治抱负的一个听众，仿佛自己对于他的极坏的名声与恶劣的行为一无所知……因此对于一个坚信自己的政治信念与政治理想是正确的和正义的人来说，与有权有势者的任何交流和对话都将会被视为对他的政治事业是有益和必要的。 王蒙先生为该书作序，表彰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对《论语》“作出新的发挥和论述，给人以别开生面和焕然一新之感”，并教导我们：“做学问应该是做活的学问、与时俱进的学问。前人的经典虽然已经定型，却仍然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广大空间，就看我辈怎么学习，怎么领会，怎么思考了。” 但有了这样与时俱进的高才卓识，再来解说古典，实在不免屈才，不如直接写本《我的人生哲学》。 创作 子见南子给解说“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广大空间”，对于文艺创作空间更大，自然不在话下。 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林语堂那出引发了轩然大波的“独幕悲喜剧”。剧中孔子、子路一并拜见南子。南子风情万种，辩才无碍，谈古论今之外，还提议要男女同学，创办一个“六艺研究社”，由孔子演讲三代的诗书礼乐，由她来躬亲照料“茶点一切”。她更开导孔子：“饮食男女，就是人生的真义，就是生命之河的活源。得着这河源滚滚不绝的灌溉，然后人生能畅茂向荣。”语惊四座之后，南子又率歌伎抚琴歌诗，“解衣起舞”，使孔子与子路俱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孔子感慨“行年五十六，到今日才明白艺术与认识人生”。南子约了孔子改日兜风，但孔子已意识到难以抗拒的灭顶危险：“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要相信南子的。”于是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逃生决定：“离开卫，非离开不可。”子路留恋不舍： 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子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作者就这样把孔子拉下了神坛。而当其时，正是鲁迅所说的“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的“倒退的时代”。次年该剧在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演，曲阜孔氏族人向教育部及“蒋主席”状告校长，孔祥熙一再要求严办，鲁迅将有关材料汇录为《关于〈子见南子〉》，成为现代文化史上轰动一时的重要事件。 稍后的三十年代，上海出版有丁寅生的章回体《孔子演义》，第五十五回写到南子正在寂寞，听说圣人在卫，以为“面貌必然姣好似宋朝”，一见之下，却是“面色苍黑，颏下三绺长须和鬓发都白得和银丝相似”的一个老头，不免“大失所望，退入后宫”。情节俗套，语言乏味。作者显然跟后来以孔子为素材来写小说的众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一样，大抵是不配写小说而偏要写小说者流，附此聊备一格。 八十年代，大陆与台湾相继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孔子》与《孔子的故事》。台湾专门聘请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先秦史专家杜正胜为总策划。杜氏深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时下潮流来说，孔子的一生除了那吉光片羽的‘子见南子’外，肯定没有什么艳丽的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一部几乎没有女人的戏，能拍吗”？结果不仅拍了，杜氏还针对“时下潮流”明确回应：“孔子见南子的内幕，近现代人用自己的好恶标准和时代眼光，喜欢添加粉红色的幻想。我们这部历史剧既不愿哗众取宠，也不想‘卫道’，我们宁愿如实分析当时的情况，探索孔子行止的分寸，对宫闱秘闻不做太多无根的想象。”在剧中隔着一层纱，只让孔子与南子相互行礼，没让他们说一句话，而且剧中规定画面只留给了南子一抹在纱屏后的“看不清楚的浅浅的笑”，看来是当真不拿收视率当回事的。大陆版则有正面表现：南子见了孔子，意欲图谋不轨，孔子守身如玉，自然刀枪不入，于是南子悻悻然下了逐客令。孔子出得宫门，仰天长叹：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句因政治不正确而招人疑甚而惹人怒的名言，总算在这里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安置。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9 13:40 | 分类:不知道归哪类 | 推荐指数：0 | 浏览:16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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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说百年孔子（2） | ||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 3 蒋介石尊孔 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国民党掀起的尊孔热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袁伟时：从上世纪20年代的“戴季陶主义”到40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孔子都是蒋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 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提出一个新道统论。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是“中山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当时国民党内权力争夺非常激烈。这是戴季陶为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夺权理论。左右开弓，既打中国共产党，也打欧美自由派，因为这些都是与中国的正统思想迥异的“欧洲文化”。 蒋介石先后十多次仔细阅读戴季陶的这部书，完全接受他的道统论，把它作为自己的“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中和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变的主题。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更直截了当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正中书局重庆版第73页)。攻击“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同上第124页)。强调必须“以民族思想为第一”(同上第177页)。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文化就体现在孔子身上。他说：“我中华民族文化，垂二千五百有余岁，至孔子始集其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胡适与中西文化》第321页) 南方都市报：蒋氏尊孔，与康有为、张君劢他们有什么差别？ 袁伟时：与那些书呆子不同，蒋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武器。孙中山继承孔子的道统，他就自称是孙中山的化身。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黄埔组建的所谓党军，其实是蒋氏的私家军。 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对外来的自由思想。“以后我们大家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这是他对追随者的要求。而作为治国方略，则宣称：“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中国之命运》第138页)他要的是“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下来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平天下。”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是蒋介石国民党重复千百万次的口号，说到底无非是朕即国家，朕即民族，一切听我的，别谈什么个人自由。孔子就是他们冀图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这两波尊孔热潮，有什么共同点？ 袁伟时：康有为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得孔子真传的当代教主。吹捧孔子，其实是吹捧自己。蒋介石尊孔也一样。其实，在吃政治饭的人手中，孔子无论被捧上天还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 4 “批孔”打倒“复辟派头子” 南方都市报：20世纪下半叶，孔子反过来成了批判对象了。 袁伟时：其实，只要政要不插手，让书生们从容论道，肯定或否定孔子都无关紧要，慢慢就会在辩论中认识得全面一些。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南方都市报：批林批孔是高峰。有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顺便把孔子抓来陪绑。 袁伟时：“批林批孔批周公”，显然有剑指周恩来的意图。不过，当时毛泽东是绝对权威。如果要撤换周恩来，毛只要说一句话，以周的身体不好之类为藉口，一下子就可以让他下台。有没有必要全民动员批林批孔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终极追求。他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国。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共产党宣言》有个核心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为避免误解，马克思特地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于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开始，两个决裂的口号就把全国弄得地动山摇了。 要消灭私有制，就要制造一批复辟派；要与传统观念决裂，就要“破四旧”。文化和文化遗产遭遇千年一劫。批林批孔当中，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两个决裂。这样的语境下孔子当然在劫难逃了。 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相当活跃。 袁伟时：杨荣国教授是学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行政能力。他从40年代开始，就对孔子持否定态度。在正常的环境下，他的观点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何况70年代，他已癌症在身。他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不应苛责。 5 国学热 孔子成了大国崛起文化符号 南方都市报：从90年代到现在，十年间，孔子又热起来了。 袁伟时：这一次，孔子穿着“国学家”的宽袍大袖登场，似乎成了大国崛起的文化符号。而且这一波的成分更加复杂，无论是官方、国学派、新左派，都在谈论孔子和传统文化复兴，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他们都热望孔子治国安邦，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这四派里，自由主义者与前三派有所不同，他们对内坚持宪政、对外坚持改革开放。这些都没有问题。他们认为文化上要保持中国的传统。但国学派、新左派等，实际上是反对宪政的。除此以外，他们也反对开放，强调中国被殖民化了，比如汪晖、崔之元就讲这一套。 而这一波孔子的复兴，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以什么东西、什么思想，来整合我们当前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这是核心问题。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整合社会的底线不是民主、法治和自由。而在真正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看来，整合社会的底线应该是民主、法治和自由。 另外，也有些人提倡用儒家学说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儒家学说里藏着治理现代社会痼疾的锦囊妙计。 南方都市报：在民间也有于丹的《论语》热，这一支潮流主要是讲究个人与社会道德的重建。 袁伟时：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用儒家道德来巩固宗法专制制度。但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要推动现代化全面、深入发展，只能用法治来解决社会整合和道德沦丧问题。 其实凡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法国的《人间喜剧》，左拉、雨果笔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都是很可怕的。美国也有扒粪运动。这是新的社会秩序确立过程的现象。如果因为社会道德沦丧，就把儒家当做救命稻草，那就太荒谬了。 把文明和公共道德的底线法条化，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会促进良风美俗的养成。经过选择，孔子和儒家的道德格言会有益于新道德的生长。但是，离开法治，孔子没有治理来势凶猛的道德沙尘暴的能耐。 法律就是总结文明的发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将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法制化。比如诚信，无论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只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诚信。个人自由是现代道德的核心。要确保个人自由，也要把它变为法律。法治是边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础。在这里不要有民族主义情绪，不要和清代权贵一样，认为中国道德是世界第一的。 总之，孔子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他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中国是多民族文化，不能以儒家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并不是只有孔子可以做代表。有些朋友热爱儒家传统心切，有点是非不分了。例如，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的孔教儒学和张君劢20年代宣扬的“新宋学”，那是不能肯定的。另外，三曹与建安七子也是中国文化的奇葩，怎么在有些人眼里，曹操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了呢？ 唯独尊崇一个孔子，不是在保护或者发扬中国文化，反而是在泯灭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性。历史同时也证明了一条：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那个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王晶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7 14:07 | 分类:不知道归哪类 | 推荐指数：0 | 浏览:21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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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说百年孔子 | ||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 袁伟时说百年孔子 王晶 一百多年前，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此后其一生中，同时致力于立宪与立孔教这两项截然对立的事业；1919年，陈独秀发起“新青年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宣言“打倒孔家店”；然而1937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就读小学第一日，校长仍带着他们向孔子行礼；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巴金也写下批斗文章《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袁伟时也被逼着写批判孔子的文章。他的同事杨荣国教授因“文/革”被批斗，又因向来否定孔子而在后期突然飞升，大起大落，身不由己。而今天，孔子变成了于丹嘴里的人生导师，变成了周润发和精心布置、耗资巨大的场景与难辨真假的电脑动画。 这一天中午，记者与袁伟时相约赶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不知何故，这家放映厅里连我们在内只有五个人，与此前报道的票房数额并不相称。前排空空荡荡，与网络上喧嚣的评论、声明恰成对比。 电影有开场、散场。而在中国近代一百年的历史巨幕前，是谁在不停地导演、扮演孔子，又是谁在观赏？ 1 电影《孔子》一部儒家的宣传片 南方都市报：袁老师，请您先谈一下对这部电影的大体看法。 袁伟时：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体的人物。如果只从他作为教育家的方面来讲，影片内容争议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在公元前5、6世纪这个时代，即使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是个大教育家。这部电影拍得很严肃、认真，不是流行的瞎编、搞笑的“戏说”片，把孔子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来了。 《孟子》上有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注：此句有多种理解。《孔子》编剧陈汗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开始用俑来殉葬的人都该断子绝孙，见《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四期对陈汗的访谈)，把孔子用来说理的话变成了一个故事，虚构出了一个逃避殉葬的小奴隶，演化成一个故事，从文艺创作上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献纪录片，容许虚构。 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知识阶层，应该有理想的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应该延续，应该继承的。电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了，从基本方面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但是孔子这个人很复杂。对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为政治家的成败的得失，历史研究上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并不像电影表现得那么单一、完美无缺。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足？ 袁伟时：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对儒家的宣传影片，而不是高水平的传记片。一部真正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而《孔子》这部电影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有意掩盖了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 比如说在影片着重描写的夹谷之会这段情节里，省略了一些史实：“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你看，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不过，这也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 除此以外，《史记·孔子世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说得更具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理由呢？孔子说得头头是道：“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前两条———所谓心“险”、行“辟”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后三条说的是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非圣犯上”、“离经叛道”，在前现代中国是罪该万死的大罪。历代儒家都用这种诛心的方式迫害他人，完全扼制了思想自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这种自诩正统、把思想自由当做罪名的做法，无疑是对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犯罪。而这种迫害思想自由的传统正是儒家培育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的编导说他们在拍摄时非常注重史实，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袁伟时：一个历史故事电影容许虚构，虚构人物是可以的。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编。影片中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们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应该加一个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报：请您介绍一下，从史学角度应该如何看待孔子这个人物本身？ 袁伟时：史学界有个共识，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较真实的基本轮廓，是史家的责任。心平气和看孔子，我以为简单说来有这么几条： 首先，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而且他的文献整理、传承功劳很大。但他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教育家。 比如说比孔子稍晚几十年的苏格拉底，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他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 孔子作为思想家，论述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记·六家要旨》的话来说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 2 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 热潮与反对并存的文化黄金期 南方都市报：近代一百年里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脉络吗？ 袁伟时：儒教是从明清时期起真正统治全中国。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这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热潮。 南方都市报：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 袁伟时：对，带头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开始，他们发起组织孔教会。那时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办了一批尊孔报刊，如康有为的《不忍》杂志，还有《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等；还办了一间孔教大学。 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代表性的言论有：“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康有为的调子更高：“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 不光这些孔教吹鼓手涌动，官方也强力支持。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各个地方的督军和社会名流，都发电报支持，将孔子捧到天上。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要复辟宗法专制制度，而是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了。 南方都市报：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康、梁本人也同时支持立宪。 袁伟时：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随者分别草拟了三个宪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启超的宪法草案，迎合袁世凯，是开明专制方案。康有为草拟的宪法，反而对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面面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基本倾向是虚君共和。即使以他为国师的张勋复辟，发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虚君共和。 当时的问题在于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何况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 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所以，这一场热潮招致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于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一场尊孔热潮就是针锋相对的。 袁伟时：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文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当时的官员们多半口口声声子曰、诗云，满脑子儒家教条。有人非要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儒学，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波尊孔潮后来如何？ 袁伟时：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启超也插了一手，谱成颇为壮观的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归纳起来，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都以得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但与民国初年孔教会兴盛时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话减少很多。 这些典型人物里，张君劢提倡新宋学，说要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战后残破的欧洲，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说欧洲那些人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 进入20年代，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而未来则向以禁欲为特征的印度文化发展。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 他们往往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比如说，杜亚泉认为只能发展自给的手工业。梁漱溟则声称最讨厌算账的生活。张君劢说西方文化里面有三条不能接受，是束缚人的三重罗网：一是工商赢利；二是国家主义；三是科学知识。 而且他们都反对个人独立、自由。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所在：离开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平等、自由，宪政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目的就被取消了。这是不是真宪政就不无疑问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 袁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加上如何调控市场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一再陷入经济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快速发展，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 此外，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我1937年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我们给孔子牌位鞠躬。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7 14:05 | 分类:不知道归哪类 | 推荐指数：0 | 浏览:24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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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谈论卡佛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 当我们谈论卡佛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月31日，译林出版社与《上海书评》在上海同乐坊·芷江梦工场，共同举办“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作品诵读会”，嘉宾王安忆、孙甘露、小宝、毛尖、张新颖、黄昱宁、小二、苗炜与上海的文学读者一起诵读卡佛，围绕着卡佛谈论写作以及与写作有关的东西。 小二： 空缺比满更有诱惑力 知道卡佛是从一本苏童编的《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我的20篇小说》开始的。当时读了这本书后，其他的都没什么印象了，只对里面主万先生翻译的《马辔头》念念不忘。我就觉得这小说写得真好，又说不出哪里好。后来我跑到图书馆把卡佛的书都借了出来，越看越觉得好。翻译卡佛小说时，我尽量不把隐藏的意思翻出来，因为这样就剥夺了别人意会后能会心一笑的机会。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卡佛？我总觉得喜欢卡佛的读者很聪明，这有点像智力游戏，他没写出来的东西，大家要去猜谜，然后才会有会心一笑的愉悦，领会作者的意思。往往空缺比满更有诱惑力，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补充，读者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苗炜： 翻译是向自己喜欢的作家致敬 2007年底2008年初时，杂志要做一个选题《互联网上的翻译家》，当时网上有很多人不计报酬地翻译各种东西，比如字幕组什么的。这时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组，有人在翻译小说，比如小二翻译卡佛，是一个专门的小组，后来到上海来采访他，做了个专题。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地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出来后，就有人来找小二翻译东西。现在自发翻译的越来越多了，质量有高有低。不论翻译质量，但是这个风气挺好。以前有人说翻译是向自己喜欢的作家致敬，我觉得有了互联网，有了各种渠道看到好的翻译小说，也有了各种各样致敬的方式。 王安忆： 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待卡佛 卡佛粗看没有看出好处。他太微妙。为什么在美国那么红？这可能和美国民族性格中的简单有关。给他一点点微妙的诱惑，就会很兴奋地被接受，激起很多的诠释。我很早就有卡佛的一本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可惜当时没看。错过卡佛。那时看的话，会有和今天不一样的体会。那时的中国文学都是实打实的，这时出来一点微妙的东西，会很有诱惑力。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到今天满街都是微妙的东西，说话有头无尾，充满暗示，这个时候看卡佛就很不过瘾，他作品也偏少了。我还是更喜欢塞林格的短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篇小说有意思，两对夫妻，主要是梅尔和特芮，其实这两个人爱情观不一样，都是倾向于第一次的爱情。一种爱情是强烈的接触，是死缠烂打，另一种爱情是知道你在那里就可以的。 孙甘露： 卡佛的瞬间 我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看卡佛的小说，通常人们谈小说喜欢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作家当然是技术非常好的作家。人们描述卡佛时，总是说他有特别的方式，把东西隐藏在文字之后，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其实一个作家写作时，最初冲动的部分不是这个，让他持续写作的冲动，其实是他对世界感知的方式，每个人捕捉到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卡佛的小说，如果换普鲁斯特来写，可以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的两对夫妻，他们聊天说的话，主题很简单，就是那两口子，梅尔和特芮，特芮前男友很爱她，但是梅尔就是不承认。言不及义，环顾左右，所有这些瞬间都是有这样的作用，有意味的。 小宝： 诗意传达平静的绝望 我读卡佛时间比较长了，十多年前开始的。卡佛是个很难翻译的作家，文字看上去简单，但是非常漂亮。我对比了《平静》那篇的原文，觉得小二的翻译在中国已经不可能再超越了。卡佛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很底层的那些生活，学卡佛的东西最好要拥有卡佛的生活经验。小二的帖子里有一句说“卡佛过早地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在那里，死亡和失败是非常普遍的东西。现在描写他有两种主义，一个是“极简主义”，一个“肮脏现实主义”，他写东西其实非常脏，非常残酷。他写的各种各样场景，就像在酒馆里工人的对话，有一句没一句，你还要去猜想没有说出来的内容，这些谈话场景写得特别准，写的是平静的绝望，保持了一种诗意的叙述，难以传达，他的句式也是充满诗意。 毛尖： 卡佛重新擦亮了我们的浪漫想象 在大学时代选修了美国短篇小说，那时开始读卡佛，年轻时很多生活还没经历过，里面的东西不能完全体会，读来觉得很荒凉，小说的气氛，破碎的婚姻，婚外恋，似乎都是爱情的反科幻。但是当时看卡佛的语言简单，词汇量没有超出我们的范围，觉得卡佛也是挺好学的，过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是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常会套用卡佛的句式。二十年后重读卡佛，感受完全不一样。当时书里留下的荒凉，苍凉，千疮百孔的生活，现在已经被超越了，我们的生活已经赶到前面去了，更苍凉，更荒凉，更破碎，当年的爱情反科幻都变成了爱情故事，所有他的句式，句子结构很温暖。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悖论的时候。在当年自己感情处于相对温暖期时，不一定能理解卡佛，到了2010年，我们显得更为不安全了，读到一个本意破碎荒凉的东西，却感觉到了温暖，不知是个人的还是时代性的东西。 张新颖： 卡佛把东西都压了下去 在不同的文学传统里，卡佛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放到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中，我觉得卡佛很有意义。中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抒情的传统，但往往会有个危险，就是把握不好会滥情。我们也有底层文学，但是动不动会“涕泗横流”。在感伤主义和滥情的抒情文学对比下，卡佛“把东西都压下去”的写法对我们有一种对比的作用。卡佛的这种方式，如果拿普鲁斯特做比较，面对普鲁斯特的东西，我们会说，天哪，他怎么把那么微妙的东西写出来了。而卡佛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是不说出来的，他是提示给我们的，暗示。我们会说，天哪，他怎么给了我们这些东西，但是他给我们的东西是那种非常激动的，隐隐的，难以表达的。 黄昱宁： 卡佛的极简是本意还是偶然？ 我们今天谈论卡佛，应该看到卡佛的创作背景和他曾经的挣扎。卡佛的极简可能是偶然的东西。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时期，编辑Lish和卡佛曾经有很多的分歧。可以说，这本书是Lish和卡佛共同呈现的。我们看到的极简，是卡佛的本来意愿，还是编辑的商业考虑或者文体自觉？卡佛的文学意义在于他是个文体家，村上定义他在考得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这也是个宽泛的概念。同时对照《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发现几乎出自两个不同的作家之手，前者中的《生日男孩》被续写成《大教堂》中的《好事一小件》，曾经的一组组矛盾都和解了，变得过于温暖了。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7 13:50 | 分类:不知道归哪类 | 推荐指数：0 | 浏览:19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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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乳猪考 | ||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 中西乳猪考 沈宏非 中西（“中”是中国，“西”是西方）都有猪，双方也都有烤乳猪——这里的“中”指的还是中国，“西”却主要指西班牙了。不过，只因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一篇游戏文章《烤猪技艺考原》（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一文，原本简单的事情，却陡然变得复杂起来。 兰姆笔下的烤乳猪，不仅色香味俱全，更指名道姓地声称其消息来源是孔子编的《春秋》，还出场了一对有鼻子有眼的养猪专业户“何大父子”，说正是何家猪圈当年的一场火灾给我们带来了美味的烤乳猪。当然，《春秋》里绝无此事，就连《冬夏》里也没见到。根据记载，孔子家只有马厩失过火，孔子下班后首先问的是“伤人乎”，并没有先问马烧死了几匹，更没关心马肉被烧烤后的滋味。当然，孔子也没有写过一本名叫《冬夏》的书，要有，也是《孔子》剧组主创及主要演员们近期的集体创作。 越是文字游戏，越得煞有介事。至于兰姆本人是否真的吃过正宗的中式烧乳猪，从他的个人履历中是看不出来的。兰姆在文中提到的朋友M（曼宁），在十七世纪初倒是在中国住过，而且在广州行医，所以，兰姆的乳猪有可能是曼宁转述的。当然，兰姆本人在东印度公司整整做了三十六年白领，三十六年里，东印度公司从事的涉外贸易，又难免不涉及广州吧。 兰姆所述烤乳猪技法，基本与传统粤式制法相似：不仅连猪的重量分毫不差（中式十公斤左右，西式三公斤），就连“九十分钟”的烤制时间，也基本吻合粤式“先用四十五分钟把水分烤干，净置一天后再烤三十分钟”，再考虑到十八世纪的火力和耐心，两者已堪称精确得没有区别，果有差异，无非也是一场不设中场休息和分成下半两场的足球比赛。反观西班牙式的，却需要整整两个小时，相当于打了半场高尔夫。 《烤猪技艺考原》当然是一派胡言。但恶搞居然也能搞到如此高仿程度，真不是盖的——因为说到滋味的时候，兰姆就更到位了。“一嚼即碎、稍抿便化、香酥爽利、棕黄娇嫩的乳猪脆皮儿”，“那层酥软津道的娇嫩薄壳，以便去尽情享受那里面的全部美好内容——那凝脂般的膏状黏质”。天底下再也没有哪一副文笔能比得上兰姆的乳猪了，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关于烤乳猪的最美丽最到位的文字。而这样的文字竟出自“把食物杀两次”并且“一日三顿早餐”（毛姆语）的英国人之手，足以把古往今来全体汉语作家集体羞辱至死，不管有没有吃过烤乳猪。唯一可以给汉语作家挽回几分面子的，乃高健先生的译文，忠于原著而高于原著，且不说“凝脂”或“玉露琼浆”，单一个“酥”字，又岂是原文中Ambrosian、Adhesive Oleaginous、Crackling及 Brittle之类所能企及？ 说实话，要不是兰姆明确卒于1834年，我还真怀疑他老人家是否随明火执仗的英军到过广州三元里一带，还参与掠夺过该地区某酒楼刚刚烤香的一头乳猪。 千不该，万不该，兰姆先生不该提乳猪的调味料。讲多错多，讲到后来，还是晚节不保漏了馅。他说，吃乳猪最好用面包糠调味，加上剁碎的猪肝猪脑，千万不能用洋葱——这在吃乳猪么？分明是苏格兰牛肉卷。 以地缘而论，兰姆生前吃过西班牙式烤乳猪的几率偏高。尽管在西方最著名的西班牙式烤乳猪，其实也只是北部巴斯克地区的一种地方性食物，据说来自当年的古罗马军团，就像成吉思汗给欧洲人送去的Tartar，既粗放又豪迈。相比之下，中式烤乳猪就更像一种南方的菜肴，当然经游牧出身的北方统治者挟持之后，被列入了“满汉全席”菜单，满人自己的做法其实更简单：“旗人有单用酒、秋油蒸者。”（《随园食单》）中式和西式烤乳猪之间最本质的差异，不在选猪的轻重，也不在烤制的时间，更不在配料之异同，而在观念，即中式的只吃皮或重在吃皮，就像北京式的烤鸭（其实在南京——当地人相信北京烤鸭源自南京，被燕王带到北京之后才被宫廷化得只吃皮了——至今仍是斩件后连皮带肉一起吃的，就像广东人吃烧鹅那样）；西班牙式的烤乳猪，虽然也讲究脆皮，却仍是连皮带肉一起吃，皮固然酥脆，不过论嫩论香，肉并不输皮。肉之不存，皮将焉附？在某种意义上，连皮带肉一起吃，胜在更过瘾。我是认真的，以烤鸭为例，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上海，只吃皮的烤鸭至今仍会令部分实惠的上海人因为“鸭架”而耿耿于怀。 尽管观念大不同，但中西二式烤乳猪，在餐厅里固然都可以按份卖，但也都主张整体上桌。这样一来，于是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仪式。西式的乳猪烤好后也是有头有尾地整体上桌，但猪嘴里还“被咬”了一个苹果，风骚不逊塞维利亚的烟厂女工卡门。最有趣的是斩乳猪的仪式：不用刀，而是用一个白磁盘子，先斩首，然后在猪身上咯吱咯吱地大解八块（视现场客人数量而定），最后，按照西班牙风俗，当场把这个盘子摔碎，据说能带来好运。若做足全套，餐厅主人或大厨还要当场念念有词地送上一番祝祷词。 中国人虽不舍得摔盘子，但在乳猪之出场仪式上，却不惜大搞排场。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比如婚庆、同学会或者颁奖典礼之类，乳猪出场前往往要全场暗灯，同时鼓乐齐鸣，几十头乳猪坐在几十台彩妆的花轿之上，由作古代店小二打扮的服务生鱼贯抬出，乳猪的眼窝之内，还被安装了两粒红色的灯泡，全场灯光之所以要由明转暗，为的就是突出这两团不断闪烁的红光，如假包换的“闪亮登场”。主人家的面子和众宾客的情绪，此时双双达至顶点。更有甚者，当完成了巡游的乳猪隆重上桌之后，仍不亮灯，却以一道直勾勾、明晃晃的追光打在乳猪之上，好像那头乳猪马上要就发表演讲。 说了那么多，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以上比较实在没有太大意思。别说中西大不同，就连中西两大乳猪阵营的内部，似乎也从未取得过高度的共识。据1957年出版的《广州名菜烹调法》（广州市饮食公司编），烤乳猪以“十一二斤为适宜”，大大低于十公斤的现今标准。更诡异的是，与兰姆同时代的袁枚在《随园食单》的特牲单之“烧小猪”里，分明又说了“小猪一个，六七斤重”，又和西猪相若。至于配料和涂料，上书称用“五香粉，白糖，盐，内壁、外壁用麦芽糖”。事实上，1957年前后的其他粤式版本中，更有用到腐乳汁、豆豉汁、柱侯酱、甜面酱或酒、动植物油、麦芽糖以及椒盐、蒜蓉等混合体的。中式食谱异见如此，西式的也团结不到哪里去，西班牙有用大蒜香菜以及猪油橄榄油的，美国人则习惯用苹果醋和柠檬，而全欧洲最会吃猪的德国式烤法，则是将猪下水和香料一股脑全塞进猪肚里去。 本来我想宣布的是，这场乳猪PK大战的结果：婉约组，中式胜出；豪放派，西式夺冠。不过，这样的结果似乎仍不足以帮我做出今晚到底去吃哪一种的决定，毕竟——且让我们假装再相信兰姆先生最后一次——世界各地都有猪圈，圈里难免都有乳猪，难免也都会失火，而烤乳猪这东西，不过是某次猪圈失火的结果。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7 13:48 | 分类:不知道归哪类 | 推荐指数：0 | 浏览:20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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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里的知识分子 | ||
2010-2-7 星期日(Sunday) 晴 |
| “盛世”里的知识分子 陈冠中 口述 灵 子 记录 《盛世》缘起 想到大陆来写个小说，是2000年搬到北京的主要原因。我在1998年写了长篇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关于香港的，然后就想写一个大陆的题材。但是一直到2009年都没写出什么。 我1992年到1994年来过大陆，然后去了台北，中间有来过大陆，每一次都觉得大陆发展太快了。到2000年再回来，基本已经是两个样子，而且很明显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大陆，所以我一直想快点回来，写大陆新情况的东西。但是，原来这么难写，表面认知很容易，然后会经过一个阶段对自己非常怀疑，到底自己了不了解大陆，来来回回几次。每次觉得自己差不多知道了，又会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出来打乱，让我发现自己真的不了解大陆。其实外商很多人都经过这个阶段。比如1992年一进来我要做文化投资，从港人的角度就是市场运作，看杂志能不能赚钱，这是唯一的考虑。到大陆我们需要找合作伙伴，但是选择合作伙伴除了钱之外还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因为当时都是国家的刊物，所以它自己的位置、在单位的前景都是考虑因素；也有谁说了算的问题，一把手说了不算，因为一个副手不同意事情可能也不会成。我觉得每一个外商没有两年的经验都不应该下重大决定。 有关大陆的题材，第一个我写过上海，因为我自己是上海出生的，后来去了香港，家都是在跟上海有关的社群。所以从来都对上海有很大的想象，觉得很亲切。然后因为香港也很流行张爱玲的小说，我看了她的传记说她在美国的时候想写个英文小说，Shanghai Loafers，上海闲人，我想我也应该能写一部，这个圈子我比较熟。但是都写不出来，就算是写上海人，必须要写到他们的过去，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写来写去觉得自己很没有底气。 想法真正成形是2008年。我觉得2008、2009两年是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我经过中国好几个阶段：1992年我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前进来的，气氛跟南巡后完全不同，后来总是说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1994年我走的时候已经施行宏观调控了，气氛又不同，如果你是从外面进来的，会觉得真的变化很大，一会儿都在谈什么都能做，一会儿什么都不能做；到2000年前后又是一个大变化，申奥、进入WTO，气氛整个乐观起来；更大的变化是2004年SARS之后，SARS期间大家都很安静，一过后什么都非常快地起来；但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像2008年这样看得这么清楚，除了经济上更富更强，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年轻人的心态也看得很清楚。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就是我小说里面的“盛世”，可以说从这一年就更成形了。 其实这个词不是我创的，越来越多中国人这样看自己，到2009年外国人也这么看中国。这两年真的有很多中外媒体在使用“盛世”这个说法。西方出现金融风暴，中国好像有点危机，但是一下也没事了；再加上奥/运，等等。所以到2009年1月，我觉得可以写了，有时候你需要客观形势整个定型了，你才能写一个时代的东西。以前很乱的时候我还很难组织，但是2008年之后，现实帮我组织好之后，我的小说架构就出来了。真正写起来很快，1月开始写，到6月完成，中间还停了几次。 知识分子不能放弃思想 盛世的主要表现是自信心、自豪感，有点兴奋过头，对以前的一些想法都有反思——这个反思有时候也会矫枉过正。基本上中国的现实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富，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而且是会继续往上走的超级大国，这是无可否认的。问题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特别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国，这个我们正在看，这部大戏刚刚开场。 其实书里我说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很可能最后不是这样发生，因为这个可能性建基于外部环境怎么改变，也建基于我们内部有些什么政策能对应。如果不是完全这样走，就不会有我描述的这样的盛世。不否认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一种可以用“盛世”来形容的格局。 我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只是从写小说的角度关注一些皮毛，都是公开的资料，一点特殊的资料都没有。我关注的渠道是关注大量的媒体，但更重要的是找一些有想法的人聊天，不一定是大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人，只要是反映他们真实性的东西。官员、生意人、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都有。 我所写的主要还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还是偏向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谈的说的事情。他们有些是学院的，有些是媒体的，我2000年以来主要是跟他们来往，所以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他们的性格，过去的经历，然后再创作、虚构。 我的小说的主要目的，是让不同观点的人在一个文本、一个载体里面都发出声音，读者能感受到不同的观点。在我个人来看，这个肯定不是最坏的选项，是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余地。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是在走这条路。其实长线看我是乐观的，但是短期这几年我略带悲观，这几年有几次波动，尤其是经济上，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我也希望中国能过这些关。究竟按照怎样发展，也不是个人能把握的，我只能说做好自己的事，努力说点真话吧，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这个责任感。 这部小说的潜台词是，如果盛世出现，中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将如何自处？包括老百姓应该怎么自处，这都是需要有人发问的：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我个人的倾向是，如果是知识分子，必须要有自己反省的能力，他不能完全不去做思想的工作，不能每天在星巴克喝咖啡就满足，别人可以，知识分子不能。其实总的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全世界会怎么样，会不会像以前很多西方论断的认为，会有文明的冲突啊，大国崛起就会打仗啊，西方不会让中国崛起啊……我觉得也许可能有一种新的局面出现，中国提出美国当时的门罗主义，美国在东亚方面退出一点，中国保证它一点能源的进入，能伸出友善之手与日本和好等等。有点一厢情愿，但不是完全没可能。 知识分子不能一进入体制就说官话套话 现在不是很多官媒在说西媒捧杀中国，其实只要我们自己不要捧杀自己，问题都不大的。但问题是往往我们自己也在捧杀自己，每一个大国在发展崛起的过程中都不应该这样子，而是需要一些清醒的讨论。但是现在我观察到一个倾向，现在政府，或者与官方有关的企业，他们的官话、套话特别厉害，这个比我在1992年到1994年时感受到的更厉害——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反而想躲开这套话语体系。现在各个阶层都恢复了官话套话，压着问题的真实性，导致我们没有真的好好面对现实。其实就是在现有的机制框架里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态度改变。比如说政协,其存在的初衷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做监督、提醒，但是现在政协有些人也都是官话套话，连建国时候的目的都没达到。其实政协应该成为说真话的地方，这个是现有体制内就存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曾经做到过，现在我觉得是官场风气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在政协里面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起码他们受过很高的教育。说真话是最基本的，不要说官话套话嘛，这样社会怎么进步呢？现在从大学应试的课题到官场都是这样，越是精英大学，指名道姓的话比如清华，越是这个样子。这是对国家很不利的事情。我们现在需要很清醒：我们是挡不住的大国崛起，但是要怎么走这条路，需要让有知识有见地的人发言，表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能纠错。现在我们很多纠错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要真的出了大状况才会纠错，就是因为过程中没有更多的声音，没有必要的负面反馈参与进去。我是很赞成我们要谨慎的，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要非常理智的做，上上下下大家要有共识，社会必须要稳定。这些价值观我都很赞同，但是必须有人要说点不中听的话，这个窗口要开着。 中国的知识分子族群是非常庞大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上的投入也很大，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当代的做法。知识分子很多是在体制内做事，中国的崛起对很多知识分子而言也是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对科学家而言，现在有这么多科研经费，可以做甚至外国科学家很羡慕的项目。国家富强之后，大家可以背靠大国做事，包括国家崛起，体制就需要吸收更多知识分子。他们在体制内越多，不见得是坏事，甚至是好事，整个的管制水平会提升也说不定。但是我一直在说的前提是，知识分子不能一进入体制就说官话套话，这样进去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下去整个社会很容易走歪。现在只有依靠知识分子在理性和沟通的层面在上层调整过来，不然就需要社会力量来调整，这样说不定代价就很大了，因为只有出现几项大的状况，甚至是失控状况，社会力量才看得到。 现在有点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自己把声音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再听听有什么声音，然后以为这个声音就是民意了。其实这是自己筛选后给自己听的民意，有点在自我麻醉，觉得声音都非常和谐，因为不和谐的都过滤掉了。我整天没事做就是看报纸看杂志，觉得这个变化非常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现在特别听不到。不过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提出解决途径，我不是能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只是把这些现象写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思考。 《盛世》不是预言小说 我自己并不是比其他知识分子更知道中国的情况，也不见得比他们更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但是我希望能把他们的东西用文字组织起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相信一个文本里面看到不同声音，跟分散的文本里面看到是不一样的。小说有一个功能是能说一些暧昧跟复杂的现象，让读者寻找一个新的感觉出来，可能现在中国就是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词语、想法、感觉，跟以前描述的不一样的，其他的学者可能会把它变成理论的语言。但是如果没感觉到，你只能用以前的理论来认知。所以小说有时候可以贴近现实。比如说现在的农民工、蚁族，真的要有人写出来，你感觉到了，才可能会想应该怎么办，不然你只从社会学阶层的理论去想，根本找不到出路。 现在海外有一些大的文学批评家，比如王德威、李欧梵、刘绍铭，都马上写了评论，年轻读者看这本书就是增加了对中国的理解。我对海外读者的期待就是这个小说能填补他们认知上的不足，我想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与现实有点距离，或者抱有某种成见，看过这本书之后会有点进入中国的状态就好。大陆的读者呢，因为我这个小说是知识分子小说，读者对象也是知识分子，只要他们看完说“挺靠谱的”，那我就达到目的了。因为虽然挺靠谱，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一本小说，但是没人写过。现在有人写了，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起码靠谱，已经做到一个起步点，今天的状况有一个文本了。有些大陆朋友还用比较好的词，说好像搔到痒处，有些就说你把我们终于聚到同一个大门外了，还有人批评说我没有把门打开看看里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开，也有人说你说了一些大家公开的秘密……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到底是一个外地过来的，能写到他们认为里面有相当大的真实性，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恭维。 各种结论也不一样。大部分人一看到这个书，他们就会联想到他们熟悉的小说，比如《1984》，这是大陆读者几乎第一个都会联想到的事情，这就多了一种文学上的联想。海外读者不见得，他们就是想看到中国现在的状况。《1984》其实跟现在中国的状况不太相近——我说不太具体，因为我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现在故意不去重读——那个感觉是很闷很压抑的，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喜洋洋，这是我书里经常强调的。但是大陆读者都一定会拿这个作对比。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做生意的人，甚至跟官方经常来往的人，他们都觉得有意思，有点想法。所以暂时的反响是相当正面的。文学上的不足、文字上的或者人物上的不丰富，这类批评都有，但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 正巧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出来，媒体经常会放在一起讲。也有很多国外的人在写，要么中国统治世界，要么中国威胁世界，但其实我不是预测，我写的是很浅白的现实主义小说。只是为了编故事，我把它放在2013年，情节可以更夸张一点。如果真的是写未来小说，不应该放在这么近的年代，应该放在三十年后没人可以印证的时间。现在这种手法我想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2013年是不是这种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而是说今天已经是这样子。但是这样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就是，一拉到2013大家就自然想到《1984》、《美丽新世界》，王德威就说想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六十年后的中国……这种未来小说、预言小说的感觉马上连在了一起，这个使我的书的阅读增加了很多乐趣。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7 13:46 | 分类:评论 | 推荐指数：0 | 浏览:20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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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歌苦鬼左小祖咒 | ||
2010-2-5 星期五(Friday) 晴 |
| 甜歌苦鬼左小祖咒 李宏宇 “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深沉的人 左小祖咒住在顺义的一个园子里，曲径通幽，相当不好找。一大片杨柳低垂的水面旁，一幢格局复杂的两层楼，据说曾是某高级人物的夏季“行宫”，现在由一家艺术基金会所有。每天除了有人来打扫房间和做饭，这里就他一个人，天黑下来园子格外安静，显得他像是在隐居。老婆小莉——就是在去年的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出现的那个小莉——每周来看他一两次，带给他一堆报纸，他可以看很久。 二楼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客厅，装修成十几年前有钱人追求高雅雍容并成功获得滑稽错乱的效果。去年9月，我在这里听到左小祖咒的新唱片《大事》。音乐编配格外整洁，旋律甜美简直琅琅上口，足以进入KTV。左小祖咒居然放弃了过去被人说成“跑调”的刻意拖腔，特别老实地唱歌，显得深情款款。 他带着一脸的得意监督我听完每一首歌，每放完一首差不多都要问一句：“怎么样？” 他一直喜欢从歌迷那里获得出乎意料而后争论不休的效果，总像是居高临下地，用一张又一张唱片跟他们做一场反复挑逗的游戏。挑逗的手段有时候是音乐，有时候是价钱。最近这种游戏他做得更加投入和直接了。在豆瓣网的“左小祖咒小组”，一位网友评论说，祖咒现在的唱片已经是流水线制作了——这可以看作是夸奖《大事》制作精良，也可以看成是批评这张唱片缺乏野性和诚意；祖咒用了个马甲在后边回帖“恶搞”：据说连唱都不是他自己唱的呢！ 祖咒变得好听了 “祖咒变得流行了、好听了，不像以前那么黑，那么狠了。”这并不是在说《大事》，而是2001年他发行《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时就被问到的问题。铁杆乐迷喜爱过去那个声嘶力竭、悲凉、沙哑的祖咒，这张唱片却让他们惊讶，“我们的祖咒是怎么回事，怎么弹起了钢琴唱歌？他们都很讨厌（这张唱片）。”祖咒说。 另一些听众喜欢祖咒的音乐，却难以接受他的歌唱。《庙会之旅》的唱片封面用了画家杨少斌的油画“暴力系列”之一，杨少斌的妻子听过唱片说，要是只留音乐就好了。 祖咒所有唱片都用了艺术作品当封面，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用了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仕女牵着的叭儿狗脖子上，换上了祖咒自己的脸。他说过个段子：很多中老年音乐爱好者把它当成民乐发烧碟买了，回家拆封放进唱机，悔之晚矣。 2005年，祖咒推出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编曲更光鲜，唱法更深情。他说这是他迄今最受文艺青年欢迎的唱片，同时因为“转型过猛”也招来了铁杆乐迷的质疑、失望甚至骂声。于是他在2006年发行电影配乐专辑《美国》的时候，直接在唱片内页对他的乐迷发言：“一帮白痴的忠实有什么意义是我会想的问题。一帮杂碎磨出的渣子惟一的优点就是带来麻烦，我会很快写歌献给他们。” 左小祖咒1970年生于江苏的一个船工家庭，他的音乐启蒙道路非常大众。1980年代听的是李谷一、关牧村、郑绪岚、蒋大为，过几年听到齐秦、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西方音乐则始于从中图进口的大路货听麦当娜、杰克逊，到打口带时代，开始海量“恶补”，听诸如大门乐队、鲍勃·迪伦、罗杰·沃特斯，包括很多人从他的唱腔联想到的汤姆·威茨。李谷一的《乡恋》，在当年只十几岁的祖咒听来，是一个“性感的声音”，他说至今对他仍然有影响。《庙会之旅》里那首《皮/条客》，他加进了李谷一《心中的玫瑰》的前奏采样，心有灵犀的人听得感慨万千。他喜欢在音乐里玩这种捉迷藏似的游戏，把杂七杂八的音乐元素藏进外表时髦的编配，让你感到悦耳的同时又常困惑——那东西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 比如《招牌》里的日本民乐鼓点和中国琵琶，比如《大话喷子》里某个德国乐队经典的吉他即兴重复乐段。“为什么《杀人剂》那么耳熟，其实就是军乐进行曲的节奏，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中》也用过这个。”祖咒说起这个很是得意，“《忽悠，忽悠》的开头，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小草》的变奏。” 祖咒出版唱片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大事》是这个十年的头一张专辑。“在我音乐生涯里相当于‘悲伤’的那个阶段。”祖咒说，“我在‘悲伤’的时候用了新的方式。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去听我的歌，实际上是希望他们知道我唱的什么内容，音乐我是附送的。‘悲伤’那时候我在音乐上缓了一下子，就像用棉花糖把硬糖包起来。” 无/产阶级立场 《大事》的封面，祖咒再一次用了自己的观念摄影作品。上一次是双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的上集，他用《我也爱当代艺术》戏仿自己1995年参与的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当年他住在北京东村，每月房租一百多块。“东村”这个前卫艺术家群落，曾以艺术家的赤贫生活和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而著名，为此他们常与当地派出所打交道，也不乏拘留、收容的经历。 1995年，祖咒与马六明、张洹、苍鑫、朱冥等10个艺术家，在北京门头沟的妙峰山完成了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摄影师吕楠为他们拍摄照片。吕楠自己没有要图片版权，而每个参与的艺术家都拿到了一张底片。祖咒创作《我也爱当代艺术》时，当代艺术已经很值钱了，当年吕楠拍摄的照片卖得很好。曾经同样穷困的几个艺术家都过上了不错的生活，这时候有几个人却闹起了作品权利的纠纷。 《我也爱当代艺术》用10头猪置换当年的人，摆得跟“无名山”一样。“挖苦也好，反讽也好，我就是想做一个好玩的东西。” 用在《大事》封面的作品名叫《我的路》：无边的海面，方寸之地的礁石上，一树盛放的桃花下站了一头驴。媒体迅速猜测，他是不是影射不久前“电驴”网站疑似被关闭事件。这当然是子虚乌有，但足见大家都默认一个事实：左小祖咒的歌，总是要说点什么的。 10年前，左小祖咒写了一首歌叫《除夕》，后来放到《庙会之旅》里。歌词不长，又抽象，祖咒解释说是这么个故事：“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他的爱人，希望感情能够复合。最后是她在看春节晚会，但他在春运的过程中被挤死了。” 当年正好有《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他，他厚颜无耻地说：请你告诉主编，我可以把这首歌改名叫《南/方周/末》。我需要2万块钱，但是看在《南/方周/末》经常反映民生疾苦的分上么，我只收1万。 那当然是个玩笑，只不过，从自称惟一目的就是捣乱和搅局的祖咒嘴里，你总是不知道他究竟是胡闹还是说正经的。 他曾把“十/五/大”报告摘出几段，原文唱成歌曲《方法论》。这有点胆大妄为，所以1997年完成的这首歌，到2008年的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才正式亮相。一般人会惊问：“怎么可以这么搞？”祖咒的回答也简单得几乎荒谬：“报纸能登，电视能播，书可以出，我怎么就不能唱？” 祖咒20岁时曾跟一个老师学琴，他们在一个大学食堂吃饭，“有一块掉地上，他捡起来吃掉，然后说：饭还是吃掉的好。他的这类举动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还保持这种不浪费的生活习惯。在歌词上，我也持无产阶级立场，在音乐形式上则追求独特、奇怪。” 在《大事》看似甜美流行的音乐之下，他的歌词仍然很有嚼头。《钱歌》里，“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我知道我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我知道我的言语让你感到渺小/可是我的钱哪，为何不让你感到恶心？”刻薄得脍炙人口。《忧伤的老板》里，“对于这个世界/你相当的古怪/对于我/你一点也不奇怪；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一个麻烦/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仿佛滥情，却有无比宽阔的联想空间；它可以是杨佳的母亲唱给儿子的，朝鲜人民愿意唱给这个国家好像也贴切。 “我从不在一个突发事件上立刻下笔写歌。”祖咒说，“我一般写的都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或者发生过去好多年了我才抓出来去触及……10年前我写的《苦鬼》，一个字都不改，还代表今天这个时代。该告状的告状，该食物中毒的还是食物中毒……” 如果顺利，祖咒会在明年出版新唱片《庙会之旅2》，唱片全新，但词曲不改重新编配的《苦鬼》会出现。《庙会之旅》的故事里《苦鬼》是主角，祖咒说像拍电影一样，《苦鬼》在续集里一定要出现。“12年后，一个新的苦鬼是怎样出现的，是不是每天吃着花雕鸡、佛跳墙？你要讲苦鬼怎么会吃上佛跳墙呢？应该是在大街上躺着，应该是被关着……我们可以面对自我谈这些事情。” 《大事》是很甜，祖咒不否认。“我挖空心思地让他们喜欢我。要是他们不喜欢，我还是个商人吗？我想让他们像听个泡泡糖一样。只有到《北/京画报》的时候，你可以尊敬我一下。就像《钱歌》里写的（给我个面子/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尊敬我？）一下就够了。” 不怀好意的“万事如意” 《大事》卖150元。去年12月中的首发式，他和艺术家艾未未一起签售这张唱片。买一张《大事》，附送一张艾/未/未的纪录片《老/妈/蹄/花》，当天卖出两千多张。“因为比起上一张的500块，现在算是便宜的。”祖咒说。当然这个数字是算进了预订销售量，“我的Fans都是老板，从《悲伤》开始他们都支持我。我出新唱片，他们会买来送礼。” 自1998年发行唱片到现在，祖咒多数唱片只能从他的网站上邮购，现在还在淘宝网开了店。作坊式销售的好处在于，每一份寄唱片的快递单，都能让他知道唱片流向哪个省市，也告诉他这些购买者在什么单位，甚至大致年龄。“有批乐迷对我太好了，跟我年纪差不多，都是有购买力的，还有政府里的官员甚至市长。” 2005年他发行《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定出150元一张的“天价”，限量发售2000张。在老年人都开始用MP3听评书的年代，唱片卖这么贵简直抽疯。到去年4月，他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发了通告：这张唱片已经售罄，再也不会有，“就是请他们别再打电话来问了。” 之后的《美国》仍然是150块，限量2000张。2008年的双唱片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更加离谱地卖500块一张。他的道理是过去在《感激》和《恩惠》两首歌里唱过的：“尽管你说过多500元你也不会富，尽管你说过少500元你也不会穷。” 那一年他同我聊起价钱的话题，自信得近乎狂妄：“这么多年，从‘悲伤’以后，有些乐迷完全不听别的中国音乐，就听我的，我就是他们的伟大领袖，他们事事要捍卫我。我要是只做200张唱片，10万一张都能卖掉。” 以前他还会苦苦恳求买唱片的乐迷，在唱片发售初期别上传MP3，就像电影公司要求音像公司必须在电影公映结束后才能卖DVD。现在连这也不在意了。《大事》首发式3天后，所有歌曲的MP3已经可以从网络任意下载，他只劝告乐迷不必自己制作MP3上传，“我们会把质量最好的MP3提供给你。这是一个复制品的时代，作品应该让更多人听到。”眼下在谷歌音乐，你可以免费下载祖咒所有已出版唱片中的歌曲。 今年春节后，祖咒又要出一张新唱片，收录他曾用在艾/未/未影像艺术作品中的歌曲，并附赠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作品《童话》的纪录片。这套唱片是免费的，送给购买过任何一张祖咒唱片，或者订购了祖咒演唱会门票的乐迷。3月19日祖咒将在北京世纪剧院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内容是从已发行的这些专辑里挑选的20首歌。演唱会起了个足够俗气的名字，叫“万事如意”，可是了解他的乐迷们显然已经能看到名字背后他那张不怀好意的笑脸。 “我是挣钱的。与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只想迅速地挣到这份钱。我奉劝做事的人，要走长线。牛皮不是光靠吹的，就像出来打牌一样，腰里钱多才横。这些歌才是我写的1/10，我的唱片卖多少钱，我的歌写了多少，我怎么玩的……”祖咒意识到自己似乎又开始得意忘形，收住了话头，“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深沉的人，干完了再说。”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5 13:48 | 分类:音乐 | 推荐指数：0 | 浏览:36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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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哪有那么多恶意 | ||
2010-2-5 星期五(Friday) 晴 |
| 天下哪有那么多恶意 吴澧 上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篇评论，《中国人的脾气为什么越来越坏》，作者问道：“在诸多暴力事件面前，我们禁不住纳闷，中国人的恕道哪里去了？”不过，如果你问那些坏脾气的人，为何如此表现？回答往往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一向很讲道理的，但这家伙实在太可恶了，搞得我忍无可忍！如果将“中国人的脾气为什么越来越坏”这个问题，换成比较温和的版本，对事不对人，我们或许可以问：当今世界虽然不完美，但天下是否真有那么多恶意？ 试看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例子。上月7日，北京某报登了一篇很“标题党”的心灵鸡汤，《为什么有的人总爱撂狠话》。女生小敏在宿舍大扫除时，踩着椅子把柜子顶上的东西搬下来。宿舍里惟一的农村女生（下文以“小侬”代之）说了一句：“这时候就得她上，不然长那么高干什么用啊。”小敏一听不高兴了，觉着自己干了活儿还落不着好话。 女孩子为一句话而感情被伤害，这不稀奇，全国每天上亿起。就是政府发言人，也会时不时来个“感情被伤害”。有趣的是青春热线咨询员的劝解。她告诉小敏，应对小侬抱有接纳的态度。“我并不知道你那个从农村来的同学经历过什么，但也许正是她以往的经历或是进入你们学校后的被‘忽视’，造成了她现在的样子。所以，你可以试着跟自己说，‘不是她得罪了我，而是她说话的方式让我不舒服。’这样就会更加理智地处理问题”——这话听着很对头，其实却仍然认为小侬有问题，只是大方点原谅她，她或许受过刺激。 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或许，小侬表现很正常，只是城乡文化有冲突。现在的城市女孩，都是独生女；但农村女孩，往往有弟弟或姐妹。独生子女在家里和大人说话，可以随便，但罕有戏谑；而非独生子女在家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和兄弟姊妹打打闹闹。中国人表达感情比较含蓄，农村更是如此，兄弟姊妹间常以损话表示亲昵。比如，为做家务对弟弟说：“这时候就得你干，你长这把子力气干什么用啊。”这两种不同的说话模式撞在一起，城市女孩就可能对无意的“损话”不感冒。她不明白，或许这仅是一种试图引起谈话的友好习惯。 咨询员建议小敏对小侬把话讲清楚：“我主动帮同学拿东西并不是为了别人夸我，但是当我听到你这么说我的时候，我还是有些不舒服。”两人谈心时可以这样讲；当着全宿舍同学的面，这么严肃，对方还有退路吗？ 何必如此一本正经地非要纠正他人说话模式？何妨顺着小侬的话幽她一默？“我妈总担心我长得太高，找不到男朋友。呵呵，有咱这个子，干点事还不用找男朋友！”室友哄笑中，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仍然对小侬有意见，以后找个机会和她私下谈。 前年奥运火炬过伦敦时，我国驻英大使曾在英国报纸撰文，感叹“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其实，就是对内，农村孩子融入城市也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即使没有防火墙，农村和城市之间仍然堵着一道厚重的墙。 曾与几位女士谈起大学里的外教。一位说，外教上课时请同学们说说幼年最喜欢的玩具，她回答是自己手做的布娃娃。说出后她就担心：外教会不会觉得中国人很穷？另一位说，她的学校的外教，给学生们看自己拍的旅游照片。有一张令她很触动，是陕北农家母女俩合用一个小舀子洗脸。这个外教不想待在上海，要去贫困山区教书，当时她听了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提防外教别有用心。又一位说，她的学校，外教到来之前，班主任给全班打招呼，下课后不要与外教来往，女同学尤其要当心。 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培养了我们对外人的高度警惕。西方人批评中国是“骂杀”，西方人表扬中国则是“捧杀”。这种心态，对外无妨，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风度。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为对外用熟了就无意识地用到国内来，听到一句什么话，就习惯性地诚心怀疑他人有恶意，那就不利于稳定和谐了。 （作者为旅美学者） |
| 我女朋友是王小鸭 发表于 2010-02-05 13:06 | 分类:评论 | 推荐指数：0 | 浏览:24 | 评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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