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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游戏 |
2007-7-13
星期五(Friday)
阴 |
唉，罗罗也不知道从哪里转来的游戏，竟然点名我来回答。
1、你能和你情敌和睦相处吗？是真心的吗？
答：和睦相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试问谁人身边不是情敌环顾，如果整天思前想后，防堵截拦，不是烦死？靠自己的实力去战胜你的对手。
2、爱与被爱，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爱你的你不爱，你爱的不爱你，怎么办？
答：当然选择爱。爱一个人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当然被爱也是很快乐的。如果爱我的我不爱，我爱的不爱我，有什么关系，难道就不活啦？
3、如果只能选一个，你愿意伴侣身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
答：出轨应该没有身体、精神之分。如果两人情意坚定，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出现，说明两个人可能还没有到适合在一起的时候。
4、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你会怎么办？是祝福还是争取？
答：爱上你想爱的人，是件很快乐的事情，还有很多人是不得不去爱自己不想爱的人呢。祝福和争取，我都会去做，只要对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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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权力主义 |
2006-8-8
星期二(Tuesday)
晴 |
石油权力主义
Thomas L. Friedman
一个石油轴心？
现今，油价和西方式自由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较高的油价水平，将会对那些产油国的威权体制产生一个长期效应。接着，或许便会对后冷战时代产生一个负面的全球化效应，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换句话说，油价或许现在是美国国务院的当务之急，而不仅仅是财政部的任务。
自从“9•11”以来，油价一直从20-40美元的区间上升到40-60美元的区间。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伊拉克、尼日利亚、印尼的动荡荡给世界石油市场带来的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也包括一些新型国家如印度、巴西和前苏联国家这些大量需要石油的国家的需求。在西方如果没有一个戏剧性的守恒，或者是没有新的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我们将要一直承受这个40-60美元的区间，或者更高，未来是不可预知的。
在政治上，这意味着石油国家比较微弱的公共机构以及威权体制，将可能使这些国家发生一定程度的自由耗损。这些国家的政府会有一大笔可支配的收入去建设其安全部队，并抵制国际规范和惯例。
别忘了2005年2月《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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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动诸科学中的认识论相对主义
Gadfly 译
I
直到18世纪，历史学家们对于他们的职业的认识论问题很少关注或者根本不关注。在研究题材时，他们反复运用一些规律性——他们自己和公众都认为这些规律对于任何种类的人类行动都成立，不论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也不论行动者的个人禀性和观念。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规律是外在的还是内在于人类行动的本性之中？他们清楚地知道人不能达到他希望的任何目的。但是他们没有质疑人的能力完全受制于由自然定律和上帝对这些定律的奇迹干预，还是受制于更有权势的人们的权力。
和所有其它人一样，历史学家们也区别符合道德律的行为和违反道德律的行为。但是，和所有其它人一样，他们也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不遵守伦理律并不一定——在今生——导致人们无法达到追求的目标。不论在来生或者最后审判日罪人会得到什么惩罚，历史学家无可回避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罪人有时候能够过得不错，比许多虔诚的善人好得多。
当经济学家发现在市场现象的先后顺序和相互依存中存在规律性时，全新的观点出现了。它是通向人类行动得一般理论，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第一个步骤。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成功，人类行动不仅必须符合所谓的自然律，还必须符合特定的人类行动定律。有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个专制政府的最有效的警察部队也做不到的，尽管这些事情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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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中对“非理性”的研究
彭定鼎 译
I
今天“对理性的反动”的表现之一是指责社会科学纯粹理性。批评者说，生命和现实是非理性的；把它们当作理性的并且可以通过推理解释的加以研究是颇为错误的。理性主义只盯住次要的问题；它的认识是浅薄的，缺乏深度；它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把无限多样的生活现象塞进干巴巴的理性框架和无血肉的抽象之中是荒谬的。人们需要的是关于非理性的科学（a science of irrationality）和非理性的科学（an irrational science）。
这些抨击的主要靶子是人类行动的理论科学，人类行动学，特别是其中迄今为止最发达的部分经济学或者协作学（catallactics）。但是它们的范围也包括历史学科。
应当认识到，政治动机加剧了这场风暴。一些政党和压力集团的纲领经受不住无情的推理基础上的批评，它们抓住这样一根救命稻草。但是科学没有权利仅仅出于对动机的考虑而无视任何反对意见；它没有权利事先认定，一个反对意见由于一些支持者有党派偏见而必然是没道理的。它必须回应每个反对意见，不论背后的动机和背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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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LudwigvonMises
彭定鼎译
I
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在18世纪奠定的。在此之前只有历史学。当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被认为是对于不论是件和地点的一切人类行动都成立的推论，甚至当历史学家们并不明确提出这些论题时，他们也必然将他们对事实的掌握和诠释建立在这类前提基础上。但是人们并没有通过专门的分析来澄清这些隐含的前提。
另一方面，人们普遍相信，在人类行动领域中，除了善与恶之外没有其它准则。如果一个政策没有达到目的，它的失败就会被归咎于人的道德缺陷或者政府的软弱。只要有好的人和强大的政府，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到。
然后在19世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们发现了市场运行中的规律性。他们发现，对应于每一种市场状态都有某个价格状态，而且只要试图改变它，恢复到这个状态的趋势就出现。这个洞见开辟了科学的新篇章。人们开始惊奇地认识到，人类行动可以从不同于价值判断的观点开展研究。他们被迫认识到一种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已经熟悉的规律性相提并论的规律性。
自从坎提隆（Cantillon）、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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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回忆的是作者就读的南开中学，在这所学校众多毕业生中，最出名的当属开国总理周恩来了。南开中学是由中国近代史上三大教育家之一的张伯苓先生于1908年创办，另两位分别是倡导大学自由研究风气的蔡元培和清华大学最久任最成功的校长梅贻琦，其中梅贻琦先生还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
依书中所言，南开中学虽是由天津巨绅严修的私宅家馆扩建而成，学生亦多为校董的子弟姻戚、天津望族之后、名门后裔、商贾子女等等，但是其中绝少纨绔，这固然与家教有密切关系，但主要还应归功于南开优良的学风和传统。“这些名门富室大多数的子弟衣着言行一如常人，毫无骄气，内中颇不乏学术、事业、科学方面的成名者。”
本章末的专忆谈的是南开的爱国精神和实践：“张伯苓校长一向注意日本对‘满’蒙的野心，尤其是对东北资源的垂涎。所以在九一八时间之前，早已嘱咐校长秘书、精通日文的傅锡永先生，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中，选精撮要编出一本专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的通用必读教科书，定名为《东北经济地理》。……试想：世界上有哪个中学能在严重国难爆发四个月之内，即能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经济地理》这样最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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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小学时候，成绩平平，虽感觉课上所学过于浅显，但是苦于无人指导，只能是自己自学高年级的课本来满足对数学的爱好，所以自小在数学方面能略胜同级，但因不能平衡语数两科的学习，故在语文上的不足一直是少年读书时最大的弊病，造成总体成绩仅仅处于中游，而这样的情况到初二上学期半期考的时候达到最甚——数学满分、语文不及格，结果被年级主任在课上不点名的批评了一番。虽然我对这样的批评早以麻木，自小即因此被老师、家长训斥过无数次，但不知为什么经过那次考试之后，突然感觉在语文上的学习竟如开窍一般，虽不敢说突飞猛进，但也颇有喜人表现，特别是到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语文竟然取得年级第二的成绩，比文科班的同学都高。回想其中原因，多半还得归功于自初中开始接触的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最早的是《三国演义》（谈及此书，有必要说一小故事：我自小就喜欢打游戏，待初中的时候接触到一款关于三国的游戏后即沉迷于其中一发不可收拾，但也正是因此才开始读《三国演义》。所以谁若说游戏对青少年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我是要站出来反对的。），其后则是唐诗宋词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古文观止》中王勃的“腾王阁序”，其词藻之优美，语句之华丽，实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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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作者谈了其小学时期的经历，篇幅不长，仅有三页，是全书最短的一章。因为父亲47岁才生了作者这个独子，难免有所偏爱，所以作者幼年除了在家读书习字外，还曾入过邻近的私塾，迟至8岁父亲送他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虽然上学偏晚，但因其国文功底扎实，竟直接插班读三年级，而且当该学年终了，更以其文言作文的优秀跳到五年级。作者少小即如此聪明早慧，实在令人叹服。在下猜想过去，作者之所以能有如此突出成绩，与父亲对他的早期教育是不无相关的，论及此事，还得回顾第一章。
在回忆父亲如何决定他的早期教育一事时，作者在书中这样写到：“至今仍不时涌现我脑海和‘眼帘’的，是商务印书馆精印裱好的一副历史‘对联’挂轴。严格说不是对联，因为左联用彩色横贯表明历代王朝国祚的长短，夏、商、周和两汉就上下宽、面积大，秦、隋就上下极窄几乎只有左右横贯的一线了，五胡十六国、辽、金等朝代在坐半部另划专区处理，但在上下比例上仍与东晋、南朝、南宋联系。右联全是纵向的安排，和木版书一样自右而左一行一行地接连下去，上始黄帝，下迄宣统，详列了传说及正史中‘五’千年的帝王世系。……回想起来，我高中和大一时主修化学的意愿，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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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要前半部分中，作者引举了陶晋生先生的文章回应海氏一书，并简述了堂哥——何炳松先生、堂侄——何德奎先生对家族的资助情况以及与何廉先生的回忆，在后半部分简要的谈了艾尔曼教授——海姆斯观点的有力支持者——的《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一书。书中艾尔曼教授认为作者在《明清社会史论》中对宋、明、清三代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宋53％、明49.5％、清37.6％——估计偏高，大大低估了家族、婚戚对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进而认为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reproduction”（重生产）而已。虽然艾尔曼教授书中的资料极其详实，但是书中大量的殿试、会试和各省乡试录等都只有姓名、籍贯、本人简历和全榜中试者的总数，没有最能反映社会血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而书中仅有的两个以三代履历的乡试录和进士录制作成的表格却是对他的观点的反证。前者统计了明清六个年份顺天、浙江、山东三省的举人家世：举人总数667名，其中平民出身的举人362名，占54.27％；后者统计了明清十一个年份进士家世：进士总数2643名，其中平民出身的进士1633名，占61.78％。这两个比例竟然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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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东坡的不世之才，在政治道路上尚且两起两落，终究一生颠沛流离，即可知道作为士大夫的生活其实并非那么稳定。因为在封建帝制社会中，文官掌管朝廷的多数权力，所以皇权与文官体系的斗争也是最为激烈的。皇权的落实需要依靠文官体系来推行，但是又不能让他们在推行的过程中权力无限放大，所以开明的君主一般会尽量与以宰相为首的内阁之间保持平衡，既不允许他们做大也让其拥有一定的权力。一旦皇权过强或者皇帝儒弱、倚重内臣，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文官之间的倾轧进而加剧，士大夫的地位更不易维持。苏东坡尚且处于北宋相对稳定的时期，文官内部斗争即如此激烈，更惶论以后兵荒马乱的年代。
前面对于何氏家族中两根砥柱资助族人的情况没有详细介绍，现在补述如下，以备参考：何炳松先生以其地位之高、声誉之隆，也仅能负担本房侄儿女的生计，最多安插一侄和两位曹姓内侄于暨南大学会计及出纳两组，甚至对于两个女儿都未能留下多少遗产。何德奎先生在解放前是族内收入最高者，能援引长房以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即作者本人）。但他主要支持的还是长房堂弟。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来，即使族中的优秀分子有能力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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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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