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3
星期三(Wednesday)
晴
1980年出生的人，今年已到30岁。三十而立，他们以新生代农民工之名，第一次出现在1月3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里；也以五百万魔兽玩家之名，出现在一部名为《网瘾战争》的大片里。这部让很多人感觉比《阿凡达》与《孔子》更好看更能讽喻现实的零成本动画，主创者就是80后。
相信你已看出其中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是被命名，“魔兽玩家”则是他们在自我命名。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一场真正的成人礼。“我们是魔兽玩家”——片中的那声大喊，将这代人在整个社会寻找存在感的努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是通过乞求，而是通过对滥权者的嘲讽与反抗，来争取自己诉求的实现，并向所谓主流社会表达了自由游戏、平等竞争与“说真话，至死不渝”的价值观。
三十年休养生息，三十年野蛮生长。终于，他们来了。他们用惊人才华和犀利的批判精神，跃上了当代中国的大舞台。这是数以亿计的庞大群体，不再只是孤独的韩寒。他们活跃在互联网或任何热点事件的现场，力图还原真相，追求公义。他们开始对现实大声发言，这发言理性、负责、有锐气。这样的一代人，势必一扫当下的阻滞之气，为老大之中国注入新精血。
自然，他们并非一个整体。富二代、贫二代、托庇父荫，顺风顺水走上从政之路的官二代，是对这新一代人的区别描绘。还有大学毕业生们，在产业结构与教育现状极不匹配的社会里找到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玩被主管部门用“消毒水”洗过的廉价网络游戏。他们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蜗居蚁族。
他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弟弟妹妹，邻居，同事，实习生。尽管这代人已经“认领”不同职业，挤进不同阶层，但他们共同成长于后极权的改革年代，秉有相似的风骨与价值观念。那些嘲讽权势者不良作为，力图活得真实、自在而有尊严的努力，往往在他们那里激起潮水般的共鸣。
刺痛这一代人的，不再是“反右”、三年大饥荒、上山下乡与“文革”，不再是夫妻相疑、父子决裂的人伦惨剧。对伤痕文学，很多人已经陌生，而对改革开放，他们已如鱼在水。正因是在已然改变的中国，他们的人性才得以不被扭曲，理想也很少凌空蹈虚。也正因是在已然改变的中国，相对于历经折磨的父辈们对现实的宽容，他们对改革过程中的不公不义，有低得多的容忍阈值。他们几乎完全没有逆来顺受的暮气。
短短两周已有几百万点击量的《网瘾战争》所讽刺的，是跨省追捕、钓鱼执法；是正龙拍虎、秋雨捐书；是“70码”；他们所要正名的，是专家与权力合谋之下，对那些品格良好的网游的污蔑，他们所要反抗的，是伪装成主流的不当利益与不当权力对其精神世界乃至身体的规训及不当管制。
一句话，他们要活出一个大写的自己，要画出一个大写的人字。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由的热爱，对真相与存在感的渴望，驱使他们从迷茫走向清晰，针对此起彼伏的热点事件，自由思考，热烈辩论，慢慢读懂纷繁现象背后的政经与社会现实。因为年轻，他们对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抱有莫大希望，从而努力向前。这代人的幸运在于：中国国门已开，各种围墙正逐渐被推倒，在势不可挡的互联网时代，一切梦想，都变得皆有可能。
这代独生子女，远非娇生惯养的所谓“垮掉一代”。其实，即便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颠覆主流价值观的年轻人，也不过是以怀疑的方式与确定共存，以率性的方式与规矩共存。他们的到来非但不是美国的一场灾难，相反，以自己的方式，他们成就着美国。
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更是如此。在网上彼此辩论乃至对骂并不可怕，观点的不同必将刺激其寻求更多的知识；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玩游戏也非洪水猛兽，只要规则公平合理，为其创造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游戏环境，他们在其中体验期待，怀疑，痛苦和狂喜，通过个人努力与团队合作，实现自己每一个微小的愿望。这个过程，有什么不好？又何尝不是淬炼其精神，独立其品格，拓宽其眼界，增进其智识的过程？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追求自由生活，渴望现代文明的九千万新生代农民工仿佛是这个时代雄浑的底色，而一部《网瘾战争》，则仿佛一则伟大的宣言。这些生于改革开放的年轻人，正在学会从沉默中走出来，孤立的声音正自动汇合成朝气蓬勃的洪流：我们来了，我们在这里。
这期要登一篇谈西部策的文章，正好读《资治通鉴》十八卷，韩安国与辩论是否应该变和亲策为武力征服的一段：
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王恢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从恢议。
结果，王恢之策失败，触皇帝怒，自杀身死。从此，匈奴绝掉和亲之心，成为持久的边患。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约单于入马邑纵兵。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门尉史，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罢兵。王恢主别从代出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亦不敢出。
上怒恢。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只取辱。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分，分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分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传达出来的信息：有些需求超越了敌友划分。施密特说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划分敌友，然而与敌人做交易，却是再常见不过的情形。盖因为，国家之间，政治势力之间，绝大多数的情形之下，或敌或友，其背后的根据也是利益，或者，伪装成正义的利益。在这点上，丘吉尔比施密特要深刻。
两则“搞笑的”新闻：
《 煤企大整合导致煤荒 发改委下文鼓励小煤窑复产》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meihuang/industry/20100115/1715634.shtml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爆炸 5人受伤
http://news.163.com/10/0107/13/5SE9UQO50001124J.html
新闻本身并不搞笑，煤荒与爆炸，都不是什么好事。搞笑的是，不久前山西搞整合，口号喊得震天响。番禺搞垃圾焚烧，吕秘书长在亿万观众面前拍胸脯保证李坑达到了欧洲最先进标准。
杯具就在于，嘲笑只不过是嘲笑，而剥夺则已然发生。利益早已落袋，而生命再也无法挽回。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戴志勇采访整理）
2010年肯定会有通货膨胀，但不会非常严重。第三季度CPI升3%左右，四季度会更高，但不超过5%。全年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平均升幅约3%。
涨价的原因比较多。一是粮价在涨。这几年政府不断主动调整粮价，粮食连续6年丰收，2009年更是达到5.3亿吨的新高。2009年即使通缩，粮食价格也上涨了6%。国际粮价在上涨，政府主动调整比被动调整好。粮价是所有物价的基础，它的上涨将催升2010年的物价。
另外，2009年各地较多地调整了基础公共产品的价格。四季度调煤、气、水、电的价格，这将影响2010年的物价，影响可能在1%左右。
国内两方面因素中，粮价上涨是主要推动力，煤、气、水、电的涨价影响不会太大。
从国际看，次贷危机后大量国际资本找不到好出路。美国的股市市值只有几十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市场则高达数百万亿。后者恢复不起来，资金就会冲击金价、楼价与股市等。2009年发展中国家股市涨幅非常大，前十名中没有发达国家，他们不被看好。
如果全球经济继续复苏，每桶石油的价格可能又会超过一百美元。铁矿石、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提升。对中国来说，这会形成输入型通胀。
这和货币泛滥引发的通胀不一样。我认为，现在货币还不是一个太大的影响因素。全球央行去年投了那么多货币，为什么还是通缩？货币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货币充足，未必就有通胀。需求如果不活跃，价格还是上不去。因为货币的流通速度会变化，经济不好时，很多货币变成存款，大家手里拿着现金谁也不敢乱用。经济热起来，一块钱可以流动好多次。所以投十万亿的贷款，未必就会通货膨胀。当然如果经济开始活跃了，刺激政策就应该退出，就要把多余的货币收回来。
产能过剩将压制涨价空间，但农产品与进口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是结构性原因。企业的成本涨了，如果产品价格不能提高，利润就将显著减少。需求不足只是部分压住了涨价空间，但上涨趋势不变。粮价上涨后，农民收入增加，城里人要付出更多生活成本，城乡之间会重新分配利益。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进入了新的十年黄金增长期。我不同意。2010年还是处于恢复期，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推动，经济的内生力量还不很明显。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是国内的消费升级，如强劲的汽车需求爆发等，另一个是新全球化带动了外需大增长。现在，全球化的修复过程相当长，外需很难恢复。就内需来说，由于收入差距太大，部分人满足了消费需求，但很多人跟不上来。比如房价升得太高，很多中下收入水平的人已被拒之门外。按国际惯例，CPI中没有包括楼价和股价。2010年的资产价格应该会继续上涨，而且股市将比楼市猛得多。楼市已经创造了新高，股市还只有最高点的一半，在一个相对低点。政府要出手整治楼市，但没说要“调控”股市。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9769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戴志勇采访整理）
党内民主方面，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民主恳谈会、全委会票决制、干部公开选拔、党务公开、巡视员制度、舆论监督等技术层面的改革已做了很多。我所期待的大动作，应该是党内竞争性选举。明年能不能推动还很难说，但在我看来是大势所趋，早晚的事。
民主是一个系统，包括授权、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党内对其他环节都有不少尝试，但相比之下，授权环节的民主却显得滞后。作为民主的逻辑起点，授权环节的改革必须主动推进。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式认可了一些改革尝试与比较确定的原则，形成了一个改革平台，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盘根错节，到了打攻坚战的时候。过去体制不太合理，沉淀出一些既得利益，这是改革的难点。党内民主要有大动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政治决断力，要冒点风险。
有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执政党就应当在授权环节坚持管到具体人头。其实这恰恰不科学，管大政方针和人才就行了。用任命的方式频繁调动应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掌权者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建立民主授权，要把党管干部与竞争选举结合。党可以推荐人才，在他们之间展开竞争。传统的观念认为，竞争是为了个别利益，会出现不同派别。其实相同的纲领之下，让不同的实现路径相互竞争，非常有必要。只要设计好了，完全可以保证既有竞争，又健康良性，不被派别活动所困扰。日本自民党的派系竞争有点过头，各派有自己的报纸与组织，我们可以探索更好的路径，避免他们的缺陷。
党内民主改革的动力并不缺乏。高层有执政责任感，基层则直接面对矛盾，都有动力。动力不足的，是过去体制之下沉淀的有既得利益的部门和个人。他们手里有权，大权在握，却又可以很容易地把政治责任推卸出去。这就需要上下两头互动，带动中间往前走。中国的执政党是集中统一的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领导集团的勇气。
竞争性选举很可能从基层突破，有些地方的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直选已经在尝试。对这类改革，基层党员和老百姓的认可度比较高，但有些人认为，根据党章，党的代表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构，应该由他们来选集体班子，然后班子进行分工。为避免与党章冲突，现在有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先选出几个候选人，再交给党的代表大会去最终选举确定。其实可以划定一个边界，让大家在边界内去尝试。
好在对基层的改革，十七届四中全会做了肯定。但光肯定不够，得有制度保障，不能只让改革者承担风险，取得成就却没有鼓励。否则，没什么改革者愿意往前闯。
现在出台改革办法，多是部门博弈，各自出台不同的规定，有些甚至相互冲突。结果，制度就没了权威，都可以不遵守。还是应该有一个超脱于各个部门的机构来设计执政党的改革。为避免利益牵扯，该机构可以设在党的代表大会之下，不要有实权，纯粹做改革设计，提出各种方案。采纳与否是决策者的事，这是最基本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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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编辑部
新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并不想神话什么数字，我们要说的是，时间里包含着一些东西。
我们也不想神话某一个时间节点，正如十年前全世界的媒体都去追逐新千年的第一缕晨曦，仿佛不知道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日子每天都是新的一样。但是我们总是要找一个机会向你表达问候，所以因袭十年来的传统，在新年来临之际，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我们也没有必要神话阳光。阳光下有美丽的春暖花开，也有罪恶的杀人越货。我们借助阳光和鲜花来给自己打气。我们是那么脆弱，但是我们必须坚强。
我们也不要神话坚强。英雄固然令人敬仰，但是芸芸众生大多是普通人。物价降了我们就高兴，工作丢了我们就犯愁。遇到坏人我们会害怕，警察来了又怕他不守法。就像花朵依赖春天一样，我们依赖这个社会。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明真相。给点阳光我们就会灿烂，房子拆了只有极个别会去自焚。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凡的世界里，期待最平庸的人也能得到幸福。
我们还是来说说十年吧。十年时间足可以诞生一代人。他们被称为00后，会被贴上一些标签。不要神话这些标签，他们和父辈一样会生老病死，一样面对社会的善恶美丑，一样需要勇气和担当，也一样会徘徊于软弱和坚强。他们不是拯救我们的天使，我们也没有理由扮演魔鬼。
这十年来经济腾飞，国力日盛。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不到十万亿，如今已经超过三十万亿。我们是第三贸易大国，但是我们占第三十以后的选项也还不少。十年来建了那么多房子，也拆了那么多房子。当然，有人提醒说要看到建设是社会主流，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每一条支流都不能抛弃，每一个个体更值得关注。每一个人的快乐都不可替代，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渴望理解。
十年前我们正在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还不知道可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如今我们已经在G8会上一言九鼎，在哥本哈根出演主角，在东亚地盘上一枝独秀。但是不要神话大国崛起，我们小时候就听说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按照过去的思路，崛起意味着担当，我们能否引领人类文明？想想未来的变化，民族国家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我们总会明白一些基本的道理：大舅二舅都是他的舅，大国小国都是我的国。
十年前互联网的泡沫还没有吹起，一些今日忙碌奔波的大人物还闲得发慌，整天往模样单薄的BBS上灌水。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手机上网，博客遍地开花，twitter一往无前，网络购物前景无量，网民反腐也所向披靡。但是不要神话互联网，没有网络的时代仍然建立了新中国，世界上的民主与自由大都要比网络出生更早。网络是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可以是黄色的，也可以是红色的，还可以是绿色的，也可以是多姿多彩的，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我们自己。
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从SARS到汶川地震，从松花江水污染到三鹿奶粉掺毒，从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到全国各地的矿难，一次又一次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不要神话灾难，它们就是灾难。有人说真高兴我们总算挺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些没有挺过来的人，还有那些正在挺着甚至永远都只能挺着的人。
亲爱的读者朋友，下一个十年又要开始了……没错，这个说法没有意义。我们只是想要告诉你，这是你所拥有的时间，是你生命中无可逃避的又一段历程，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生活。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9484
2009-12-26
星期六(Saturday)
晴
古中国好像有这样一个统治规律，第一代打天下，第二代经历外戚乱政之后，英明之主开疆扩土，第三代大修工程，第四代守成，第五代败落，若能挺过这个坎，第六第七代技术反弹，第八代大权终于彻底旁落，天下权柄为另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政令不出金銮殿，在熬过几个辄废辄立的短命之主后，天下终于被搞得民怨沸腾，于是豪杰四起，兵连祸结，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一阵厮杀之后，死掉二分之一乃至更多的老百姓，鹿落一家，改元更张，重新开始。
谁的天下呢？
刚开始，当然是王的。接着，成了王的老婆家的。再后来，成了王的仆人家的。再再后来，成了王的臣子家的。再再再后来，王的老婆家，仆人们，野心臣子们相互争夺不休，你杀我，我杀你，搞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草民们被搞得一贫如洗，活不下去，于是有特出勇猛之人喊，天下这笔买卖只有秦始皇吕不韦做得，我做不得吗？
打天下，别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刘邦逃命之时，为了跑得快点，几次三番把自己的儿女推到车下，项羽说要把他老爸给烹掉，他说：别忘了分我一杯羹！再流氓的圣君，这样干，内心总是很纠结的。为了这个纠结，杀掉韩信，不是很正常的吗？立下规矩说，非刘姓而王，共诛之，不是很正常的吗？
没有天上掉下来的梅花鹿。
（编者按，本文原文长达两万字，南周编发时，删减很多。）使政治制度化，进而形成政治秩序的不二法门，乃是引入“异体”来担纲监督系统，于原有的体制化监督系统之外，再添一副手眼，而构成完整有效的监督体系
大历史：三波“改革开放”的接力赛
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作为一个法学家，你如何看待这六十年？
答：“六十周年”当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体的年数。由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自1911年至今已近百诞。此前为“大清”，帝制，“老中国”；此后为“民国”，也就是共和国，“新中国”。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则已存续数千年。
不妨将这六十年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比如，将视线投向1840年以还的170年。
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今天，这六十年当如何定位？
答：从此17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恰成“建设现代中国”的一场接力赛。它们前后接续，因应时艰，自局部调整而至整体变革，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演绎出“历史三峡”的艰难时世。与此同时，世界经历着四次“全球化”。“三”与“四”，彼此互为背景。
第一次“改革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35年左右，以洋务运动为骨干。此次改革开放，源于晚近中国遭受西方打压，危急存亡之秋，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器物层面向现代西方敞开大门，向一种占据文明主流的强势文化靠拢。在引入西方的造船、军械等技术的同时，西方的流程管理、工艺规则等社会技术层面的规范，随之流入。当时，经由“舌人”，中国已开始关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公法。
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年开始，表现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8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推行一党专政为止。此时，中国全盘引植西方法律，包括在纸面上引入宪政安排，形成“六法体制”。与此同时，进行了关于议会民主、代议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等各项制度实践和试验，基本取向依然是向西方学习。此后国共内战，更有日寇入侵，现代进程受到干扰。
第三次“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18日标志性的“三中全会”至今，也已逾三十年。
与此三波改革开放基本对应，有四次全球化进程。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而风生水起，以亚当·斯密式资本主义将世界裹挟进全球体系。递次降临的世界大战，鼓荡着资本的贪婪，裹挟着国族的凶蛮，喧嚣熙攘中，一起迎来大屠杀。
第二次全球化始于“十月革命”，席卷大半个世界，组构出一个“苏－中模式”的世界秩序。第三次全球化与此“苏－中”进程同时发生，以所谓“自由世界”对于全能政体的胜利而暂时“终结”了历史，完成于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歌高奏，创造出美式帝国的天下景观。第四次全球化初露端倪，起端于21世纪初纽约双子塔的轰然倒塌，由此刻世界性金融危机昭示出可能的前景及其急切性，似乎正在演绎为一种“去美国化”的全球化进程。
问：你曾经说过近代史上存在一个“枢纽期”？
答：我认为，“清末－北洋－民国初年”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可能是近代中国170年历史中最具大开大合胸襟的时段——真正是改天换地、开天辟地。这是一个向二千年的旧帝制、旧文物告别，而引入一个新制度、新文物的时代。不仅终结帝制，更且意味着中华文明两千年来最为急遽的转型，启发出一个“开端”。借用雅斯贝斯“文明的枢纽时代”，这是中国170年近代史上的“枢纽期”。此前中西冲突中已显现的症结，后来百年中国遭遇的主要问题，提出过的主要理念，尝试过的主要进路，在此时段中，均已浮出并讨论过，已成为百年期间中国心智最为焦虑，而煎熬整个国族的“大是大非”。今日朝野上下同心思虑者，如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意义秩序等，都早已进入日程，而初步完成，或有待完成。
问：从历史角度看，三次改革开放有点像一场接力赛。但前两棒都是半途而废，第三跑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答：既是接力赛，就只有阶段性成功，难言半途而废。毛泽东写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历数自鸦片战争、辛亥革命而至开国元年的“前仆后继”，即说明凡此接续赛力，在他心中，原为一体，真真切切。
眼前是第三跑手及其赛事。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着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释放公民政治热情这一当下迫切的课题。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希望与奋斗所在。
问题出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因为中国未形成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所以，邓小平说要“改革”。我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人物为了特定政治目的围绕着公共权力或者社会运动、社会管理而从事的活动，更不是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而是指一种公民行动，是公民作为平等的主体，为了自我利益和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经由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与横向联合的组织方式，以政治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为核心，围绕着它的产生、分配和运作，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展开的行动。一句话，公民安排共同体合意秩序的权力意志及其行为，具有公共相关性，方为政治。
日常政治：中国已步入“民意政治”
问：倘若按照你的定义，中国晚近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岂不是都不存在政治了吗？
答：在一定意义上，的确不存在。如，第三波“改革开放”前，即1978年前，几乎天天都在搞“政治运动”，但是，即便明言“政治挂帅”，却不见国民之间平等公民地位，而是以阶级关系划定身份，那不是真政治！
问：你又如何定义政治秩序呢？
答：简单来说，政治秩序是一种有规则、上轨道的政治，关于公权力来源、分配、转移与运作得比较成熟的程序之治。
所谓“失败国家”，即为不存在政治与政治秩序或政治失范与政治秩序解体的国度，与全能国家一样，为政治和政治秩序标示了相反的例子。后者铁板一块，无真正公民行动，无公共相关性，自无政治与政治秩序可言。
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与必将降临的新型文明之间，整个170年实为一段不折不扣的过渡时段，真正属于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小处着眼，近三十年中，“三中全会”可谓非常时刻。越往晚近，越归于常态的发展，日常政治渐成政治的主色调。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之说渐成当下的主词汇。
问：这样衡量，“历史三峡”还远未走过，这未免让我们感到气馁。
答：恰恰相反，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对西方征服的应对，至少也是阶段性成功的。170年的转型，可谓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经由第三次“改革开放”而实现“现代中国”的大事业，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刻”，也就是建构中国文明的政治与政治秩序的攻坚时段。
以我的观察，一旦权力不敢忽视民意甚至重视民意，“不折腾”，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在敲门，或，正在用脚踢门、踹门。
经由晚近十年的历练，“民意”渐渐抬头，迫使上层不得不正视它，以至似乎形成一种“民意政治”形态。
之所以民意政治初具形态，实因威权政治一去不复返，“日常政治”悄然上台。——申言“不折腾”，等于是日常政治的开场白。可能，正因为“平常”，所以不得不尊重“民意”，反向民主政治靠拢了一步。
民主政治的总趋势如此，浩浩荡荡，怕是想挡也挡不住。明智的做法是，赶紧迎头接应，再推爬坡的历史一把，实现中国伟大转型最后一役的完胜。 有效统治：建立合法公共秩序
问：可能有人不太同意你的看法，此时此刻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些失序与无序状态，“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大量深层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答：是的，种种失序甚至无序状态，包括“官黑”勾结，令人触目惊心，既是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错综复杂，正说明“改革正在过大关”。执政党正在着手解决。
我倒并没把问题看得太过严重。有些现象，不过是大一统行政管制撤退，经济理性和社会自主空间有所拓展而已。不仅不是坏事，可能，恰恰相反，好得很。毕竟，这是一种秩序重整时刻的乱象，是各种社会利益激烈交锋以达致相对平衡之前的不平衡，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过渡时刻，不仅区别于末世之乱，而且，势必引发日常政治的介入，以落实此种平衡。
当然，可能有人会讥嘲这不过是学院冬烘的一厢情愿。可是，如果大家均有此番心愿，危机也就多少获得了一些化解吧！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决断，当今中国，历史提供了展示“决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要求进行伟大的政治决断。——光是“不折腾”，还不够。
温总理在今年3月13日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推进政改，一是要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并置于监督之下。
公允持论，现在是传统意义上的“太平盛世”。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失控”、“失序”与“失范”现象呢？不是别的，恰恰说明中国现代政治秩序没有完成。要消除凡此三“失”，对策纷纭，而要在建立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第一要义，便是要实现有效统治。
问：“有效统治”？坦率地说，“统治”这个词可能让很多人反感。
答：之所以反感，是因为误解了“统治”的含义。它也说明，绝对拒绝权威和精英的民粹主义，近年来愈演愈烈，对中国，未必是件好事。
“统治”是人世常态，也是人间秩序和一切政体的要义。好的世道，不外是“优良统治”的人间。失控、失范与失序，意味着“统治无方”；吏治窳劣，腐败横行，也就是说“统治无道”。因而，追求“有道”又“有方”的有效统治，便是一切政治和政治秩序的至善。“老右派”亨廷顿喟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开放的政治：让公民分享政治
问：当下的问题在于，公共权力在对社会进行管控时，社会对它失去了管控的权力。这种只有统治，而无对统治的统治之局面，具体如何改变？
答：迫使政府控制自身，从而对有效的统治本身进行有效的控制，是今天希望的政治秩序的第二层含义。这是更为艰难的博弈过程。
一日不完成，这个社会就一日无安全感，危机就一日不得纾解，就谈不上中国文明给予人类以普世启示。正是在此，“决断”这一政治的本质性特征，急切呼唤其中国式的当下展现。“制度转型”要具体落实下来，找一个切入口，就需要政治的制度化，而达成政治秩序。“制度”意味着一种体系化的政治法权安排，不仅具有规范系统，还包括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而且，监督系统作为一种免疫与纠错装置，不仅行使日常督察之责，而且甚至有权撤销规范系统，重组操作系统，如此方能于各司其职中形成彼此制衡之效。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匮乏，意味着三种系统均有缺位或错位，尤其是监督系统缺位，导致权力的组织与程序缺乏有效督察与最终纠错装置。规范系统、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不仅无法恪尽各自职责，还可能相互抵消。尤其是监督系统无力，使得规范系统往往形同虚设，而操作系统独大，以致无法无天，最终导致三“失”现象。
问：政治的制度化应该从哪一条路起步走呢？有人说强化党内监督力量，有人说将监察制度和其他制度结合起来，也有人说发挥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作用。
答：使政治制度化，进而形成政治秩序的不二法门，乃是引入“异体”来担纲监督系统，于原有的体制化监督系统之外，再添一副手眼，而构成完整有效的监督体系。近代英国政治给世界晚近政治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国王的忠诚反对者”，其如牛虻，时时叮咬，只忠诚于宪法和国家，反而保证了政治体的健康。
政治的制度化意味着政治的开放性，政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其开放性的最低要求是，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与公民，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以及政治面貌，都有进入政治议程的权利。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正在于护卫自由，包括进入政治议程的自由。政治不能为谁所包办，也不能将一部分公民排除于政治议程之外。
问：所谓政治的开放性，既包括权力的开放，也应该包括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自由？
答：言论开放、思想解放是政治开放性的应有之义，是建立开放政治的前提。这个“开放”包括：在法律法规之下，进入权力通道的开放，而不止是“行政吸纳政治”；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解放，容忍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对于“实其腹，弱其智”的畸形格局的拨转。表达自由成为心智需要，说到底，讲的是一切表达自由都是利益诉求的机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8506/1
2009-12-10
星期四(Thursday)
晴
12月6日，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出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一纸新规，让时速20公里以上，体重超40公斤的电动自行车，面临“变性”为电动摩托车之虞——被强行划入机动车序列。两千三百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中，近2000家没有摩托车生产牌照，很可能沦为非法企业；几百万工人的岗位，也因此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将把上亿电动车使用者驱赶到机动车道上，整个城市交通状况尤其电动车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堪忧。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本来是要制定摩托车行业的技术条件，受到最大冲击的却是电动自行车行业。这就好比国标委在给张家制定管理办法，却把隔壁李家的地盘尽数划拉了过来。别忘了，李家本来也一直在跟国标委协商，打算修订十年前的电动自行车标准：重量从40公斤以下增加到58至65公斤；行驶时速从20公里以下提高到28或29公里。
既然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依1989年4月实施的标准化法，电摩标准与电动自行车标准就应当“相互衔接，相互协调”。谁更合理，中间的边界究竟划在哪里，不仅应该经由行业双方充分博弈、协商，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消费者，乃至受交通事故威胁的普通路人，也该发声。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站在公共利益角度，协调多方诉求，以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电动自行车环保、便宜，拥有极大的市场保有量，发展势头极好，有什么理由弄一个如此严苛的标准将之棒杀于盛年？难道仅因为对方都是民营的电单车，而参与标准制定的却多是国企？
当前舆论汹涌，所不平者，正是在此。假设新规真的言必行，行必果，电动自行车行业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野蛮 “拆迁”：不愿再大量投入以考牌买保险交税费的消费者，爱车基本成为一堆废铁；上千家民营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也将被逼退出这个年产值达500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
可以说，这个电摩标准的出台，从起始动因，到制定过程，以至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都存在巨大争议。涉及上亿国民日常出行的国家标准制定，不可谓不重大，却由该标准执行的最大获利方参与乃至主导，而利益直接相关的电动自行车行业与消费者代表，几乎被全数排斥在外，说该标准没有被强势利益集团 “俘获”，能有多少可信度？
类似情形我们并不陌生。聂永丰教授是垃圾“主烧派”的权威和垃圾焚烧专利拥有者，他的学生刘阳生、徐海云，居然就是制定300米焚烧距离标准的操刀者。在这种权贵合流的利益格局中，强势行业与行政权相互利用，人为操纵标准。如果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 “竞争力”，那就不仅是中国制造之耻。
真正的交通安全与民众健康当前，公共政策迫切需要识别和拒绝强势利益集团的绑架。昔日，孟子曾教训梁惠王：王也，何必言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8491
2009-12-5
星期六(Saturday)
晴
开完会，吃完饭，他们一群法律人在聊天。老贺谈了没多久，起身有事，走了。袁老还在，偶尔说一两句。我听了会，觉得无聊，便一个人走出门来。
北京的冬天，外面冷得狠。夜空漆黑寂寞。刚走没几步，后面传来蹬脚的声音。转头一看，是张曙光老先生。这么冷，居然还保持着吃饭后散步的习惯。跟他打了招呼，沿着冰冷的道路，边走边聊了近一个小时。
司法改革让老贺失望乃至绝望，张老也以为只有非常事件，才能创造司法独立的契机。或许，季卫东与李步云两位的乐观，是少见的暖意。
宏观经济也很不乐观。明年还有两万亿，后年呢？地方政府已经配套不上了，靠汽车与房地产拉动的经济，还能持续多久？不过，危机早点到来，或许是好事。
真正可见的希望，是各地农村土地流转的试验。成都，通县，山东的一些地方，农民将农地流转给集体，集体流转给企业，企业又把地整合后，再“分包”给农民，农民拿租金和工资，有些地方，农地入股，农民协会搭建组织平台，还可以拿到分红。每个环节，都在发生变革。
或许，土地真的不需要什么彻底的私有化。永佃制已经解决了意识形态和流转的问题。这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前夜，土地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文/陈言
从目前来看，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早已超出了这一项目能否建成本身，而已成为一个极具标本意义的公共事件。
事件的起源是：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在2006年决定在番禺大石建一个日处理2000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今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起极大争议。
因为官方的选址周围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仅仅诸如丽江花园、华南碧桂园、广州奥园、南国奥园、祈福新村、星河湾等大型楼盘的居民就超过30万，再加上钟村镇与大石镇及会江、上滘、厦滘等已经城镇化的众多村落，总人口在70万~100万之间。可以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业区的。这一点，成为番禺项目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
此外，番禺项目距西南的亚洲最大火车站“广州新火车站”不足3公里，距“新火车站规划区”只有几百米；项目东边1公里处是广州唯一国家5A级风景区香江野生动物园。上述区域又构成“广州新火车站-汉溪长隆”广州城市次级中心区域。
汹汹的反对声得到了更高层级官方的印证。11月5日，官方机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对选址范围8公里左右的居民进行抽样，结果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其中半径2公里内的居民反对率更是达到100%。
不过，番禺区仍不为所动。就在同一天，番禺区《番禺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称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了项目选址现场，认为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这样，番禺项目成了民意与“民心工程”的对决，更凸显了快速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与日益滞后的政府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
在番禺项目中，政府角色的越位和错位随处可见。何以见得？看一下西方国家在垃圾焚烧上是如何做的就一目了然。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垃圾焚烧炉已从高峰时的6000座减为1490座左右，除了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淘汰落后设备外，更主要是因为国民的反对控制了垃圾焚烧项目的发展，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垃圾焚烧炉附近的蔬菜被污染、空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这些事实启蒙了日本国民。
在处理垃圾焚烧这类问题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一点值得赞赏，它们恪守法治和宪政框架下自己角色的定位，始终保持中立，从不成为商业力量的吹鼓手和推手，让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在充分表达和博弈的基础上达成最终的结果。这样，无论博弈最终的结果如何，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都不会埋怨政府，政府反而因为自己的客观独立角色得到好评。
而在番禺项目上，政府角色与商业力量的界限模糊了。
番禺项目的投资方是广州环投公司，由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各出资51%和49%。从工商注册信息上，广日集团是广州市政府全资企业，已被授予广州范围内全部垃圾处理的垄断专营权。至于立信企业，表面上为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可不简单，涉足多个行业，包括通信、电力、互联网、税务、交通、物流、彩票、电子支付、呼叫中心、传媒等，比如在税务业务上，其提供两套解决方案（产品）：电子纳税申报管理系统和实时税控，这不是一个没有背景的私营企业能够承揽的业务。
就广州环投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只有50多人的公司，控制着10数个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总额过百亿元人民币。从资本回报率看，被千夫所指的垄断大鳄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么。当然，广州环投公司只是一个壳，是利益输送的管道，真正的实体和玩家是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后者更值得关注。
番禺项目的利益是处理1吨垃圾政府会补贴140元（海南才补贴50元每吨，高补贴的上海补贴为120元每吨）；每发一度电还会补贴0.25元。以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为例，一吨垃圾可发电“400度以上”（《广州日报》），则处理1吨垃圾补贴为100元。总计番禺项目处理1吨垃圾得到的补贴是240元。处理 2000吨一天就是48万元补贴，一月就是1440万元，一年就是1.73个亿，这只是一个番禺项目的补贴收入！此外，垃圾发电项目还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并能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所以加上税务优惠安排，番禺项目的补贴收入会更惊人！
这里必须提及的一点是，甚至连聂永丰这样的对垃圾焚烧的利益兴趣比学术兴趣还要浓厚的“学商”都在若干篇论文中承认，中国的垃圾未分类、水分高、有机质低（因此热值低）。这样的垃圾烧都烧不起来，更不要说发电了，怎么办？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往里面加煤或油 “助燃”，最后发出来的电有大部分是“助燃”的功劳。李坑垃圾焚烧项目和即将开建的番禺垃圾焚烧项目本质上都是两个项目的合并：垃圾焚烧厂和火电厂。要在番禺大石人口如此稠密的地方建一个穿马甲的火电厂，足见利益集团的疯狂！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暗藏着火电项目的现象，国家发改委也意识到了。《中国电力报》2008年12月报道，“（垃圾发电）目前是按企业发电量进行补贴，而企业发电量中有大部分是靠添加煤等化石燃料发出的。因此，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不再对企业发电量进行核算补贴，改为对企业处理垃圾量进行补贴。” 但这一改革方案目前还没有出台，十一五规划对垃圾焚烧项目的财政补贴只剩下明年一年，抢时间上马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让财政补贴落袋为安的冲动，广州如此，广东如此，全国如此！
《中国工业报》11月9日报道，以工商银行牵头的金融机构已经为广日集团提供了80亿元的贷款。日处理2000吨垃圾的广州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在建。同时，“另外几个同类项目也已经在做环境评估（注：包括番禺项目），完成评估后建设就可以铺开”，广日集团董事长潘胜遷说：“明年广日集团很可能形成 4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同时在建的发展局面。”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利益冲动有多大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个罔顾民意的“民心工程”不断上马。
譬如，广州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2007年曾被国家环保总局以靠近水源地的理由被否决，但通过把水源地划掉一块的政府运作，这一项目今年又悄悄上马了。
同样的，番禺项目紧挨着有白虎、熊猫等众多珍稀动物的香江野生动物园，后者作为广州市甚至全国的著名景点（5A级），根据环境空气功能区的分类，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区”，是不能上垃圾焚烧发电这样的重污染项目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也已经被“运作了”。
上述事实，足见这些企业的能量有多大，民意在这些企业面前又是多么卑微。政府背弃其应有的中立角色，政府角色和商业行为不分，在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的博弈中拉偏架，甚至罔顾民意，这是政府角色根本性的越位和错位。这一点也为一些广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识到。
11月9日，在“依法行政座谈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刘莲香说，现在的番禺垃圾处理厂建设问题，市政府公示了规划，但是“没有听取利益相关人和周边单位、群众的意见”。政协委员陈立也说：“番禺的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要听取市民的意见，召开听证会不能走过场，不能再像有些项目形式上召开了听证会、研讨会等，但对有关意见的采纳、反馈不够，过于形式化。”
番禺区和广州市能否在公众对番禺项目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之下，正视民意的力量和诉求，改变政府行为模式，与商业力量相切割，在宪政和法治的框架下以现代政府的视野重构独立的政府角色？这一点，与一个番禺项目的成败与否相比，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也比任何地方“大部制”改革和部门预算公开，更能改善一个政府组织的功能与效率。
有道是，政府是物业公司，人民是业主。人民呛声，政府要听。
从目前来看，广州番禺人民有厦门人民的理性与素养，他们期待遇上“讲道理的市长”。
2009-11-21
星期六(Saturday)
晴
刚才，一边编篇文章，一边看央视一套的《新闻调查》，本期调查的是广州决策是否在番禺区近百万人的生活区内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情。其中，采访了一位番禺区的人大代表关志升，该代表部分发言如下：
“我没有去与群众沟通，沟通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我不用判断，政府会判断”
“我们主要都是听政府部门。”
（视频链接如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ZBTBrRnXQ4/）
我的户口也是在番禺，被这样的人代表，令人不寒而栗。
《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相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十四条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主持。
番禺区选民应该依据选举法，尽快启动罢免程序，罢免该名人大代表。
2009-11-19
星期四(Thursday)
晴
【文汇网讯】综合媒体消息，结束了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接受内地周刊《南方周末》专访。
该媒体独家专访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内容，已在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电子版A2版刊出，专访内容已在网上传播。
据该电子版所刊专访内容透露，2009年11月18日上午11点1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接受了南方周末独家专访。奥巴马在谈及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表示希望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成长，当中国有了更多的才智和信心，就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美国期望成为中国有效的合作伙伴。
至于为何美国至今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奥巴马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目标是在2015年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奥巴马再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崛起，因为中国的稳定与繁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惟一可能阻止这种积极性结果出现的是我们双方的相互误解和错误推断，这也是为什幺我们不仅仅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对话，安全方面的对话也是如此重要。中美双方的信任越多，生成这样误解的可能就越小。」
另据台湾媒体消息，此次专访是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奥巴马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并在临近访华前，才向外交部要求安排。
Barack Obama's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Chinese media
By Malcolm Moore World Last updated: November 19t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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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he departed China, Barack Obama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Southern Weekend newspaper, one of China’s few outspoken and crusading titles.
The interview, which took place in Beijing, appears to have been carefully checked by the Propaganda ministry. Nothing controversial was published. Nevertheless, the whole thing was ripped out of the copies of the paper that were delivered this morning to several foreign media bureaus in Beijing.
Here in Shanghai, the paper was freely available on the street, with the interview still included. It i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here in Chinese.
Since just about everything that Mr Obama said while he was in China was censored out of the domestic media, the print readership of this interview represents the widest audience of ordinary Chinese that the president is likely to reach.
The interesting parts are Mr Obama’s call for more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a promise that the US will have a second look at allowing hi-tech goods to be exported to China.
Here is ou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interview as it appeared in Chinese. If Mr Obama comes across as less eloquent than usual, that’s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 no doubt. Sorry.
INTERVIEW WITH SOUTHERN WEEKEND
Southern Weekend: Your visit to China is almost over. This was your first visit to China, at this moment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bama: This visit to China was fruitful. We have discussed a range of topics concerning both sides.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not just significant to th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but also to the whole world.
Southern Weekend: You mentioned Yao Ming in Shanghai, and I know you are interested in basketball. Do you still have time to play. Can you tell us more details about your work and your life?
Obama: I don’t play basketball as often as before, but I try to have a game every week, or every other week. I love watching games. I wish I could have seen the Shanghai Sharks, but I didn’t have time. I hope to meet Yao Ming, he is one of my favourite players.
Southern Weekend: This year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You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that you welcome a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China that can play a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In the joint statement, China also said that the 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w do you view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region?
Obama: First of all, it is obvious that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conomic powers in the world and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Part of the reason for China’s rapid growth is that it has a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More importantly,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is now bigger than just trade. We seek advice from each other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which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both sides.
Very soon you will see a more extensiv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which we will not only seek cooperation on major economic issues, which of course bring prosperity to both nations, but also close cooperation on all matters from climate change to anti nuclear proliferation, to combating terrorism, to fighting poverty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We hope to see China develop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 wiser and more confident China will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a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Southern Weekend: The US hasn’t acknowledged China’s status as a market economy. What are the difficulties in recognising this?
Obama: We must note that China’s non-market economic status in the WTO is only applied in certain areas. In most areas, China is treated as a market economy, which is wh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s grown strongly.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necessary measures with the target of acquiring market economy status by 2015. Of course the US is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China on this target.
Southern Weekend: Do you have a time schedule for solving this issue?
Obama: In fact, there are a number of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s. What we are doing is to build a framework of Sino-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s. A lot of the matters here are technical and we hope they can be solved.
Southern Weekend: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US and China is large, but the US has a lot of restrictions on exporting high-technology items to China. The companies involved in both countries are not happy and this also restrict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at is your comment on this?
Obama: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realise one very important fact, that the US is the most open market in the world. That is how China can accumulate such a large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We are reconsidering the embargo on hi-tech products. President Hu and I have discussed this issue and we think the US exporters may have the chance to export these products to China.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have expired and we will have a new round of inspection on the restrictions. One of the targets of the G20 summit in Pittsburgh was the need to reach agreement on a more balanced growth model. China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required more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the US is working on having higher savings and exports. This would help stabilise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Chinese people and create more jobs in the US. This is one part of the more extensive approach that we will adopt. Others include reevaluating trading agreements and our currency policies. All of this is to pursue broader goals and more balanced growth.
Southern Weekend: In Tokyo and Shanghai you mentioned twice that the US will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s rise. How will this policy take effect?
Obama: We have repeated in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with China that it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s in accordance with US national interests. A prosperous China can help ensure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Asia. It is just like the stability of South Korea and Japan are beneficial to world peace and US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only one thing that can stop this positive outcome is a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judgement. This is why we need to not only conduct dialogue on the economics, but also on the security. The more that the US and China trust each other, the smaller the chance of a misunderstanding.
英文来自<译言>网站
稿源：南方都市报
“万人签名”的抗议 方 式 很普遍。 资料图片
家园附近将设立垃圾焚烧厂，这成为很多居民强烈抵触的事。 本报记者 吴进 摄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大口呼吸“毒”气/我家对着垃圾电厂/开放每段传奇/为传统的土壤播毒/为你留下病引……
10月底，一首经网友改编过的《北京欢迎你》，在苏州、广州、南京等地广为流传，并有了各自的不同版本。因为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立项上马，许多原本不同小区、不同城市的陌生人开始彼此熟识，并在恶补相关环保知识后，坚决加入到垃圾维权的队列。一场由垃圾引发的民间环保“风暴”在多个地区此起彼伏，而在其背后若隐若现的，则是包括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国外经销商、国内投资商、当地居民与环保组织在内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
垃圾焚烧，为何今年特别多
这笔钱必须在明年前花掉；政策的鼓励让投资者看到了巨额的利益分成
不仅仅是北京、广州、南京、苏州，在中国，几乎每个省都在建设或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次从未有过的共性投资，而且借以环保的名义，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疾风疾行。
南都记者在调查全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热潮时发现，这一切都源于一份国家几个部委共同下发的文件。
2007年8月，针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水平低的情况，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全国要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32万吨/日。到“十一五”末，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
以往，垃圾无害化处理最有效的手段是填埋，但是，填埋所造成的对地下水的污染、散发的气味一直是北京等城市的垃圾填埋场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垃圾焚烧似乎成为一项有效而干净的选择。
北京环保界人士测算，这意味着“十一五”规划中的环卫设施总投资将达1115亿元，其中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将达到516亿元，不达标处置设施治理费用73亿元。“明年已是该规划实行的最后一年，因此不难解释国内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内在冲动”。
除面临垃圾压力的国内大城市外，一些垃圾压力并非兵临城下的中小城市也在积极推进垃圾焚烧项目。“固废发电”是其宣传垃圾发电利好的一个最常见理由。在苏州，吴江市市容城管部门承认，目前中心城区每天400吨的垃圾处理量还不足为患，全市共设计使用10年的四个垃圾填埋库已用完一半，目前正启用第三个垃圾填埋库。“但投资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三大股东中，最大的股东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有限公司就是吴江市国资委下属公司”，平望镇民众认为政府部门还是与这家垃圾焚烧厂关系不清。
在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中，南京市市容环卫部门主持市民听证会时，也曾被市民质疑其业主身份。当时一市容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在解释拥有主持会议权时，声称：“我们以土地入股。”但第二次听证会时，主持单位变更为建设方南京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这笔钱必须在2010年底花掉，而且，国家政策的鼓励让民营投资者看到了巨额的利益分成。业内专家分析，相较于煤炭发电，一吨煤能产生7000-8000大卡热量，垃圾只有3000大卡左右，但跟一吨煤炭500元-600元的成本比起来，垃圾几乎不需要成本，这就让垃圾发电的利润回报显得十分优厚。
“另外，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并将获得当地市政部门按吨位支付的垃圾处理费(300-500吨/元不等)，这些优惠措施和政策都保证了投资者的收益”，10月31日，在北京的一个环境志愿者沙龙上，一位环保人士说。
在已经建成的苏州吴江垃圾焚烧厂项目中，投资方吴江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秘高健说，除发电上网收购外，企业收益还包括每吨垃圾处理政府补贴95元。“预计垃圾发电厂年收益率为8%--10%”。
投资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南京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剑菁也曾介绍，每焚烧一吨垃圾的成本是100多元，每吨垃圾能发电200多度，算下来只能卖100元，基本不赚钱，其赢利主要靠政府的垃圾处理补贴。
政府决策强力推进
“除了利益因素，还有政府决策与民意之间的差距”
“垃圾焚烧的反对声音自2006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之所以各地政府部门一直强力推进，除了利益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决策与民意之间的差距”，赵章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最初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对垃圾焚烧的认识还不全面，还只是仅了解其宣传层面的意义，于是“大力提倡垃圾焚烧”，但制定之后，人们才逐渐对其危害性加深认识。
市长们必须解决垃圾难题。城市化带来的垃圾快速增长，是各地政府在决策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上马时最坚挺的理由。
在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厂建设环评报告简本中表示：目前南京市区内的生活垃圾处理主要以卫生填埋为主，其三座主要的垃圾卫生填埋场已将饱和，以人均生产垃圾产量年增长率4%测算，2010年南京市将日产垃圾5378吨，市区垃圾卫生填埋场将无地可埋。
在北京，市政管委主任负责人公开表示：再过四五年，北京市基本无地可埋垃圾。以北京海淀区为例，每天的生活垃圾产量2500吨，填埋场设计能力仅1500吨/天，目前超负荷运行66.6%；朝阳区投产不久的高安屯垃圾场每天处理垃圾3400-3700吨，超负荷运行近4倍。
在上海，生活垃圾高峰时每天可高达2万吨，且仍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垃圾围城，是政府部门解释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马时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在南京我们并不认同”，许尧，66岁的南京退休老人，他曾在法庭上逐条批驳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不当，他像与大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疲惫而愤怒。
11月2日，许尧指着与天井洼垃圾填埋场一路之隔的新垃圾发电厂选址处估算：就是不焚烧，光这个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采石场深坑，就够再埋十多年了。
为反对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上马，包括许尧在内的南京江北浦口地区数十万居民在三年多时间里，已经与当地政府部门经过了两轮听证会激辩、一轮申请行政复议，最终走上法庭。许尧、许立苑、吴建国等四名市民代表，集体起诉江苏省环保厅，希望该厅撤回批准建设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行政批文。
同样，当十多天前，4万多名平望人一起走到即将点火生产的江苏吴江垃圾发电厂门口沉默抗议时，他们不明白为何一夜间，这片平静的江南水乡，却“长”出了如此不祥的巨大烟囱。
其实，早自2006年北京市打算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受到附近居民的普遍反对以来，垃圾维权风波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就一直未曾停止过。
看不懂的环评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也不清楚有无环评公示”
在各地“反烧”的民间抗议中，环评过程一直让反建者耿耿于怀。在南京，来自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20多个小区的反建者，起诉江苏省环保厅时，想到的起诉理由就是拿不到完整的环评报告。对重大建设项目，按国家相关规定，应由项目建设方委托具有独立资质的环境评估机构做出评价意见，并在规定时间公示后，上报国家环保部门待批。
10月22日，当上万平望人前往吴江垃圾焚烧厂集体抗议时，当天下午，人们在发电厂附近发现了一块政府告示牌，上面写明：吴江市垃圾焚烧厂是经过吴江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实事工程，已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环评、江苏省发改委立项，并已取得合格的土地使用指标。“这是我们第一次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项目，在此之前，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也不清楚有无环评公示”，网民“不抛弃不放弃”说，这个公告公章下的时间居然是2008年12月11日。
吴江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肯定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发电厂项目一定做过环评公示，要不然国家环保总局能批下来？再说国家环保部网站上也有公示啊”。
至于具体环评公示的时间，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已记不清楚，但透露按规定，环评报告会至少附录建设项目周边100份居民意见。然而，在“平望事件”过后的几天内，还有人反映，仍有市民前往镇政府签字盖手印。
而且，即使这100份居民意见确实存在，也被市质民们质疑是否具备代表性。“我们平望镇在合并梅堰镇后，全镇共17万人口，100人的概率是否太小了？”镇上的居民阿斌算了一下，就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征地所在的平西村，全村就有1000多户，3000-4000人。
在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评听证会，则在三年内进行着艰苦拉锯战。“几乎每一个观点，每次都会得到针锋相对的辩论”，许尧在今年3月的第二次项目听证会上，作为“反烧”代表发言。
2007年4月，在南京市环卫部门为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召开专家评审现场会时，几名未被邀请的市民代表闯进会场，向专家团队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最后，在8名专家团队形成的6条项目评审意见中，提出该项目还存在一些问题。对项目建设公众支持比例55.9%，反对比例高达40.8%等。专家团队的结论是：本工程的环境可行性尚无法确定。
5个月后，南京市容环卫部门再次组织该项目的公众参与听证会。参加听证的市民代表除了陈述反对意见外，还现场带去了2700多名桥北市民的反对签名，并公布市民代表独立对该项目的随机调查结果，认为市民反建比例高达83.4%。
2008年5月，国家环保部将该项目的审批权下放至江苏省环保厅。从而使该项目进入第二轮环境公示，但同样反对意见如潮。按照相关部门公布的时间，其环评公示时间为2009年1月24日至2009年2月11日期间。“正好是过年期间，大多数市民都还在放假过春节，极少数人才注意到这则信息”，2月6日，在公示结束前五天，三名江北市民将反对建设该项目的签名递送至江苏省环科院。据市民称，当时负责接待的一处长拒绝接受市民材料，并表示“这个项目的环评已经搞过了，公示只不过是一个程序而已”。
“我们也是万般无奈，才打官司的”，当今年5月得知，江苏省环保厅已批准建设该项目时，江北市民向国家环保部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江苏省环保厅的准建文件。在行政复议裁决被驳回后的最后期限即将到达时，许尧等市民正式向法院提起上诉。
11月2日，当天庭审结束后，经与主审法官再次沟通，许尧和其他几名起诉人、代理律师一起，签订了撤诉书。因为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当市民们质疑垃圾发电厂选址违反规划后，2009年5月8日和11日，南京市规划局和江苏省建设厅分别发函，确认了该项目符合相关规划。这为江苏省环保厅于5月16日作出《环境影响批复》补齐了依据。
“在目前情况下，法院急着要判，而结果很可能就是我们要输，所以我们惟有先撤诉。”许尧说。
绕不开的利益场
垃圾焚烧在西方已是夕阳产业，发达国家继续生产的焚烧炉去哪了呢？
“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从六里屯开始，如果不表态，到今天，垃圾焚烧厂可能已经在全国到处开花了。”近几年来一直坚决“反烧”的赵章元表示，这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心所在。
他悲观于国家规划很难改变了：“要改变前任规划很麻烦也很难，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十一五规划的实行已接近尾声，钱已经下拨到各级财政，正在消化过程中，很容易被各种利益链所缠绕。”
许尧还在与几位市民代表商量着下一步的维权行动，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另一份向国家建设部申请的行政复议结果。“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疲惫不已的许尧，祈盼垃圾发电厂项目能最好拖到明年春天，“没准那时候大风向就变了”。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国内655个设市城市的年垃圾总量达1.25亿吨。
1985年，先试先行的深圳，从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成套引进两台日处理能力为150吨的垃圾焚烧炉，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垃圾焚烧厂。此后，北京、厦门、上海、广州等地也开始兴建垃圾焚烧厂。
比如北京市就曾规划，2012年前，将建设阿苏卫焚烧厂、京南垃圾焚烧厂、董村垃圾焚烧厂3个垃圾焚烧处理项目。2015年前，将再建设六里屯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南宫焚烧厂等，全市共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处理总能力可达到每天8200吨。近期，中部城市武汉也提出拟建五座垃圾焚烧处理厂。
在各地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时，宣传最多的是其能“固废发电”、“垃圾减量”、“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而各地对垃圾焚烧炉投入的引进资金，也动辄以亿计。
市长们头痛的垃圾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出现着分歧。
今年3月15日，清华大学第七届固废高级沙龙的主题就是“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建议”，参加沙龙的与会专家提出，在面对垃圾围困的情形下，应该由政府高位介入，宁可迁移居民，也要力挺引进垃圾焚烧技术。
“反烧派”赵章元说：“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也就两种，一是填埋，一是焚烧，因此主烧派在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都会强调这一现实压力，但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了焚烧有污染之后，能否跳开这一发展阶段呢？”他认为，垃圾焚烧产业在西方已是夕阳产业，“我们不能再接受对方转移污染产业时的二次兜售”。
“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环保管理能力还有较大欠缺基础上，再不能走垃圾焚烧这条路了”，他认为垃圾分类、资源化才是未来解决垃圾难题的唯一之道。
北京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提供的国外研究数据表明：美国的医疗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从1988年的6200座，减少到2008年的57座，萎缩99%；医疗垃圾焚烧量从1997年每年83万吨减少到目前14.6万吨，萎缩83%；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
“美国和日本近十年都没有增加一台焚烧炉，那么他们继续生产的焚烧炉去哪了呢？”赵章元分析，最直接的一个巨大市场，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市场。
□采写：本报记者 杨晓红
2009-11-12
星期四(Thursday)
晴
1、看到最近广州市民反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不当决策，做为曾经的广州人，难免有许多想法。在那里的两年，住在丽江花园（是受污染区域），傍晚在江边公园散步时，总是想如果下决心定居广州，就住在这里，后来福份不够，离开了，现在还有不少好朋友住在那里。
2、看到广州政府的一条消息，11月23日上午8点30分后，市城管委主任接访，受理垃圾处理方式和番禺垃圾焚烧厂相关事宜，半天时间。虽然是周一，不方便，但这毕竟是官方许可的时间与地点，站在那里，响应政府号召，一点风险没有，既不是散步，也不是示威，既没有茶喝，也没牢坐。
3、如果我是广州人、番禺人、丽江人，在那天上午会看见什么景象呢？请允许我狂想一番吧：
4、当然，我已经没有侥幸心理：“几十万人受害呢，自然有人去，不差我一人。”人人这么想，到时就没人了；我也没有悲观心理：“去说也没用，一切都是走过场！”过场都不去走，怎么会有实质进展呢？我也没有攀比心理：有人比我猛，我要比他更猛；有人畏惧退缩，事不关已，所以我觉得自己吃了亏。我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他人无关。
5、身边都是像我一样的人，城管委办公室站不下，就蔓延到了街道，形成了壮观的人潮，有些人拍照、有些人在twitter上实时播报，有些人在接受记者采访，资讯迅速同步到了网络，反对声音回响在各大媒体的版面上。即使广州的媒体为禁令管辖，未能提及，在其他媒体上，在香港、美国及欧洲等媒体上，这个新闻都会出现，毕竟，这是件中国的大事。
6、我看到一些人带着孩子来了，一个孩子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体验公民教育，决定自己的事情，这种机会，在我们这里太稀少了。
7、我看见许多朋友结伴而来，有些人在衣服上、伞上、额头上、眼镜上……以各种奇妙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8、人这么多，本来是需要纠察队的，才不会让人刻意挑动而引发冲突，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个风险，所以他们只是和朋友聊天，听见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恶意言论也并不冲动，他们温和、冷静，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垃圾，连最苛刻的人也无法借题发挥。
9、他们并不会辱骂在场的警察、城管委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公务人员，他们只是在工作，他们得保持中立，不参与争论。当然，这些工作人员更没有侮辱在场民众的权力，只有尽职服务的义务。
10、人人只说有关垃圾焚烧的主题，不涉及政府的其他决策，也不臧否官员，这些话题都不在议程之内，尊重程序。
11、我看到许多人说话前会害羞、甚至害怕，这很正常，因为说话的机会不多，说话的门槛曾经也被抬得很高，不够有名、不够有钱、不够独创、不够恭敬、不够靓，似乎就不准说。收集民意，让人说话，是不能设定门槛的，我说得不美、不深刻、不流畅，可是我要让你听到我的意见。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说出我反对的全面理由，表述得比我还好，我是不是就离开了？不，我要自己再说一遍，我说的，才是我的。请你纪录下来。
12、在中国做一点事，尤其是对政府决策提出异议，你的耳朵边就不停有人叨“没用的、没用的、没用的……”甚至行动者本身也有这个负面心理暗示——你的对手会利用这点，放大这点，不战而胜。别理会这种声音，坚持最简单的常识：我不做，没人帮我做；我不做，绝对没用；我做了，才有成功可能，我做了，决策者才会尊重我。
13、广州的民意代表、媒体、业主论坛、市民，都在议论这事，11月23日上午，汇聚成人潮，这一切，仿佛不在中国，仿佛又是最好的中国。
http://www.lianyue.net/blogs/lianyue/archives/1341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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