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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说,“只要允许唱自己的歌,我不歧视春晚、快男”
◎周云蓬
1970年生于辽宁，9岁失明，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系，1995年到北京，在街头、酒吧唱歌谋生，在此期间到处游历，创办诗刊。2004年出版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7年自费出版专辑《中国孩子》，被誉为“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
以《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国孩子》等作品而受关注的周云蓬，前晚在广州喜窝酒吧演出。这场演出特意安排在周一，避免周末时的喧嚣。演出前，酒吧老板提醒观众不要让手机发声，甚至不让拍照的人离周云蓬太近，怕快门声影响听众。这些细节，令周云蓬觉得“像在交响音乐厅里演唱”。
今年周云蓬已经走唱了国内20多个城市，“广州恐怕是最安静的，但有一种给我认可的温暖。”
成人该让孩子心里种下疫苗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是什么促使你写《中国孩子》？
周云蓬（以下简称“周”）：最初是因为克拉玛依288名孩子丧生在大火中，过了十多年，又看到成都3岁小女孩李思怡饿死在家中，黑龙江沙兰镇88名小学生洪水中丧生。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我根据一段经常弹的旋律写了这首歌。
南都：这首歌中“呀呀……”童音伴唱很特别。
周：这是朋友小河的建议。加进童声，把这个歌变得明亮一点，从色彩上有种反差。孩子特别天真，这歌本身特别沉重，但它还是写孩子的，增加童音，冲突感更强一点。
南都：你今年37岁了，有孩子吗？
周：没有。现在我也不想要个孩子。我到处走，而且现在养孩子成本非常高。中国人那么多，别人还在繁殖，咱不要再添乱了。
南都：假如有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告诉孩子，他生存的环境？
周：我前几天从成都过来。四川作家冉云飞，他说，他会把《中国孩子》给11岁的女儿听，把社会的残酷一面告诉女儿，他说这并不会影响他女儿阳光的那一面。
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真实的生存环境，让他在心里有种下疫苗。孩子的理解力比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要强，不像我们想象那么脆弱。
不爱中国我就没必要这么愤怒
南都：《中国孩子》这首歌让很多人感到震撼。但有人评价说，你周云蓬也是中国的孩子啊，你怎么叫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周：我这个歌不是想让人们觉得：你生在中国，你就没办法了、你就是不幸。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写，只是一个修辞的问题。如果有人这么觉得，这歌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写这首歌，首先是我很爱这个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可以是那种由爱生恨。如果说不爱中国，我就没有必要写，没有必要这么愤怒了。我想说的是：从大人的角度，你对孩子、对那些受苦难的孩子，你心里应该有一些忏悔。
南都：有一种说法：《中国孩子》能广泛流传，有社会背景，2007年充斥着矿难和黑窑奴悲剧。这首歌代表了音乐的良心。
周：我也留意过网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孩子》的评论。比方说，不喜欢的人说这首歌是投大众所好，有投机性。
如果大家都记得克拉玛依大火烧死几百个孩子的事，而且都很愤怒，那我是投其所好，那我也愿意投，我觉得中国也非常进步，也不会有那么多围观看客见死不救。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投谁所好呢？！
如果有人听了《中国孩子》这首歌，能稍微去看看那些惨痛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社会意义就不错了。
给人按摩推拿我也干过
（旁白：周云蓬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拿着不用做事的工资，像狗一样活着。”1995年，他说服父母，告别“狗活”，背着吉他去北京在街头卖唱。这十几年，他写诗、写歌，在酒吧唱歌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
南都：也许有人安于拿着工资又不用做事的状态，但是你不想这样生存。
周：我离开家，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退路了。一个月拿着150元算是救济金，呆在家里，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大学毕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无聊看看盲文书，翻看过去写的东西，或者白天睡觉，晚上睡不着，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
呆在家里是可以生存。但是最让我痛苦的是，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南都：你争取过劳动的权利，但是碰壁了，是吗？
周：我是中文毕业的，我向当地的一所盲童学校申请过当老师，
给校长送过礼。但是校长拒绝了。校长有他的理由――哎呀，你看，你都看不见，孩子们也看不见，那怎么教啊？！反过来说，老师看不见，更理解孩子怎么想、更容易教他们。但是那个校长那么想，也没办法。
南都：不能当老师，你还去试过什么工作呢？
周：在澡堂浴池里，给人按摩推拿我也干过。那个更难以忍受，我干了一天就受不了了。本来我就不喜欢按摩那种工作，一点美感也没有。我决定离开家，跟家里那么说：我先走出去试一试。但是我保证，不成功，便成仁吧。
南都：到北京开始挺难的吧？
周：在街头卖唱，有时候二十多块钱，有时候也能挣一百多块钱，有时候赚不到钱了。生活不好的时候，天天吃用盐煮的挂面，那时住在圆明园画家村那里，周围的人都挺苦的。当所有人都天天吃挂面的时候，你也觉得挂面也可以。
卖唱也是件挺快乐的事
南都：现在在各个城市酒吧唱歌比在街头唱，生活会更稳定些吧？
周：其实，卖唱也是件挺快乐的事，现在我有时候还经常去卖卖唱，它跟在酒吧里唱歌的感觉不同。酒吧里，站在舞台上，灯一照，你就好像很辉煌，成为焦点了。但是在街边卖唱，旁边一个垃圾桶、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妈，你感觉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那种心态，要跟人交往起来特别容易，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卖唱时认识的。
南都：你会一直保持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一直走唱下去吗？
周：我喜欢有动有静的生活。将来，我想会找个安静的地方，把自己在路上感受到的沉淀消化，让它融到血液里、骨子里。近期的目标是到云南去做一张专辑。远的来说，未来我会不断地做专辑，隔一两年就全国转一圈去巡演。我也在寻找内心的归属感，起码现在我还没有信仰。
从唱歌中获得劳动荣誉感
南都：现在，有人评价你是“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周：叫我是“民谣歌手”这个就挺好了。“人文”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但它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弄不清楚。以人为本？不是吧。
对我音乐上的评价，我觉得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道德上的评价，说我唤起社会良知，这个有点过了。我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挽救者。给我一个太“光辉”的评价，是给我包袱压力。
南都：那你的自我评价呢？
周：我是随时可以犯错误、偏激地说话的一个人。我不想做一个公众人物，或是被人钉死在某种道德范围内。也可以说，我只是一个从唱歌中获得劳动荣誉感的人。
南都：假如让你到春晚的舞台、快男的舞台去唱，你会去参加吗？
周：舞台本身没有什么属性的问题，关键是在舞台上干什么。如果允许唱我自己的歌，我不歧视春晚、快男。比方允许我唱《中国孩子》，那我就可以去参加。如果叫我要唱那个《心太软》，哪怕是格莱美，我也没兴趣去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