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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不特:
在八十年代，因为长诗《第一个为什么》而被上海的文保政保警察当作工作对象（1986-87年被“内部控制”；1987年7月7日被抄家和拘审，同年9月逃离上海）。1988年成为佛教沙弥。1989年走过缅甸战场而进入泰国并居留于泰国。1990年冬天到92年春天陷于老挝监狱。之后因联合国介入而出狱赴丹麦。现从事哲学研究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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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淑珍在奥胡斯对张广天的采访文章 |
| 2006-7-14 星期五 |
消息说，今天广天的《圆明园》上演。我人不在中国，无法赶去北京看戏。但是作为祝贺，我把哥本哈根丹中爱华协会寄给我的《中国杂志》一篇文章贴在这里。是丹麦文学理论家劳淑珍采访张广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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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张广天：人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十一月份中国艺术家张广天访问丹麦。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他一方面为自己构成一种关于“西方”价值（诸如个人主义和民主制度）最直接的印象，一方面建立起与欧洲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并且，他还在奥胡斯和哥本哈根大学向大学生们介绍中国戏剧从昔日到今天的发展。那些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们对他的印象是：这是来自世界的另一头的一个谦逊聪睿而能干的演艺家、艺术家和思想家。
作者：劳淑珍（Sidse Laugesen）
“在丹麦的人们相互间非常不同。”在我们挤在那小小的咖啡桌前坐下时，这是他最初的说法。在我头脑里马上升起的想法是，是啊，我们这里人和人是那样地不同，不同得人人都一模一样了。
但是在广天的话中蕴含了更多东西：他的话演示出某种他曾期待和希望并且很高兴在我们这里看见的东西，它是对于一种“中国的定向于群众的文化”和“西方定向于个体的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差异的一般性理解的确认。因为，“个体性”和“那单个的、独特的人”恰恰就是张广天回过头来不断地重复讲到的东西。在我问他是不是有兴趣一同出去逛逛、观赏一下这城市的时候，他摇着头说：“最重要的是人”。相比于去看建筑和艺术，他宁可和人交谈。于是，在我试图进一步发掘出“他以他的艺术想达到什么”、“为什么对于中国的批评家们来说恰恰是他的戏剧演出最让人难堪”这些问题的渊源时，他就坐在那里，在大框眼镜和大量吸烟后熏褐的牙齿背后思考着什么。看来，如果上面的这些问题有答案的话，最有相关性的恰恰就是最后的一个。在这里同样也是明摆着的，重要的不是追随潮流而去隶从于主流之下。对于张广天，中正的人不是一个追求名利、而是一个表达自己和忠诚于自己的人。“人不应当成为文化的奴隶。人不应当去做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去做的事，但是人应当使用文化。文化是工具，而不是主子。”
根子在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
张广天把焦点集中在“独立思想”和“独特的人”之上，并且他恰恰就是把这些看成是中国最需要和最缺乏的东西；这并不出乎人的意料。这种焦注使得他成为，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后文革的一代人”的一分子。张广天生于1966年，因此他的童年受着世界所能看见的最为歇斯底里和不可理喻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熏染。在八十年代前期他开始认真地写诗和作曲，对于他，也是对于许多其他年轻人，起点就是去搞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会发生的，并且设法寻找到出路使人能够避免重蹈类似的失败。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他们认为那种在极大的程度上立足于儒家“忠君”理念的文化阻碍了独立思考而带有批判精神的个体人们的可能性，并且创造出“群众性的人”们。这些年轻人们认为自己对文化革命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曾滞守着中国文化，因此而无法从之中退出。在各种新的外来影响之下，比如说，美国垮掉派作家爱伦•金斯伯格曾为他们带来灵感，他们开始了一种新形式的自我批判。他们蔑视和攻击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与文化密切锁定的对象，他们要打碎自己身上的桎梏。
并且不仅于此：那时艺术对于年轻人们特别重要。他们聚成群体，写宣言，并且一场诗歌朗诵会就能够吸引上千个追随者。他们曾以为，那时开始的经济改革能够通往更大的民主和自由。问题也许是在于，这些年轻人们没有更进一步想到，这些价值真正是意味了什么。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关于美国的梦”——而这场梦在1989年的六月份被击落在天安门广场。许多艺术家停止了创作或者移居国外，而在这一真空之中只有很少艺术家继续着自己的攀登，这些艺术家在今天以强烈个人主义的精神出现，虽然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主义根源。
现代迷信
这样看来，在张广天一次次地指出“最重要的东西是人自己去思考的能力”时，他立足的根本基础就是文化革命的生命经历。“在中国，人们总是追随潮流”，他说，“最初是毛主义，然后是美国主义，现在，到了九一一之后则是民族主义。只是人们无意识而不加思考地追随的，一如既往地继续是空洞的概念。”因此，一台戏剧不带来什么答案、而是向事物的状态提出问题、去让观众迷惘、惊诧、感到受挑衅而被迫去自己作思考，这很重要。“作为艺术家，你必须一直运动着，一直对社会作出反应、而不仅仅是去反映社会。就是说，你应当创造问题，而不只是制造产品。”张广天认为，诸如中国、民族主义、老式毛主义和对社会中经济增值的信仰，这些东西都是作为一种现代迷信而起作用的。许多人正是把这一类东西当作世界上最自然的事物来赋以正面价值，而其实这些价值在根本上是无法被定义的——它们是空洞的标记、文化所带来的象征。张广天让自己的剧作所环绕的正是这样一些标记：毛、孔子、鲁迅、切•格瓦拉、红卫兵。但是，就在张广天表面上好像是给出一台大家都想听的“the straight story”的同时，他就在半路上通过强行切入、强行切出以及破坏和运用而把这些标记符号的价值埋葬掉。“目的不是去反对文化，而这也不是反文化，这是以文化治文化。”以这样一种方式，人的位置就得以开拓。比如说，张广天在九十年代佩戴毛徽章来对抗当时风行的那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张广天写下了关于切•格瓦拉的剧本，因为直到新世纪格瓦拉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形象。现在格瓦拉才成为用来装点体恤、画片和佩章的偶像。而通过自己的进一步表演，张广天要强调，切•格瓦拉成为一个美国象征已经很久了，在中国，现在对切•格瓦拉的使用只是一种优越象征，一种商品，正如人们越来越多地看见生意人们通过家有老婆再包二奶来显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中国的这个艺术家
张广天的目的是把问题投向事物，而避免归类或者打碎归类。所以，在批评家们把他称作新左派中的主要势力之一时，张广天是完全不同意的。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问他属于哪一类，他就说：“我和穷人们是同党”。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问他将在怎样的程度上把西方价值带入中国、把东西方的体裁混在一起，他回答说，他是出自他自己的传统来行动的。“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这并不重要；它是个性的东西，并且因而它也是人性的。”
如果张广天使用流行的象征，那就是因为他要去达到他的观众，所幸在中国并没有很明确清晰的审查单位，但仍然有着一个全包容而极其有效力的审查系统。如果上面的人不同意做某样东西，那么他们就会想办法在经济上击中卷入的有关剧院、杂志和赞助者，这样，这些有关方面就会退出计划。对戏剧演出也没有来自国家的赞助。所以，在中国作戏剧导演必须有策略上的机灵。张广天把自己的策略称作是毛式游击战策略。正因此，张广天的戏剧总是会引起争议：它们使用着时尚的象征和符号，因此它们看起来随着流行的潮流走，而同时它们却通过破坏和讽刺去努力摧毁这些象征符号。他的位置处于波普流行和挑衅刺激之间。但他常常被曲解，并且他自己认为，正因此他现在突然不再受审查、而是被强调。
一种新的民族主义
张广天目前正在写一些东西来抵制那种新的危险的民族主义。这里他又用上了他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知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是用精神来划分的，”他说，“而不是以国家的地界线或者血缘来划分的。”他继续解说孔子对汉语中中国这个词的读法——中国。在传统中，中国这个词被读作“中央之国”。但是这中字也可以被读作“北极星通过人的心灵而到达大地的这条直线所走出的地方”。这是一个乌托邦的地方，它不是指向国界线，而是指向“在正位上有着那心灵”。因此，中国就是“一个心灵处在正位上的人们所构成的民族”，一种人性化的定义，这定义避免了文化上的僵石化。“所以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着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是以族类定义的，而是作为‘中正之人’来定义的，中国人是一个‘中正之人’们的国际性的范畴”。他讲述着，在丹麦，他是怎样通过在艺术共振中遭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和平宁静而更进一步深化了对古典中国艺术家李白的理解，——这是他在丹麦作家和翻译家中心的哈尔德庄园的短暂居住中所感受到的某种东西。这一次，张广天对那种无觉悟的思想、对吝啬贪婪、目光短浅、权力放纵和机会主义的清算，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他努力对那种在他的故乡中国占着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潮作出的抵制中，超越了那些国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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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劲步 评论日期：2006-12-19 19:30 |
前几天刚听了张在乌有之乡谈自己的想法，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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