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月亮 （作者：周思阳）

1.

我爸把我摆在美国领事馆门口的那张黑色长椅上时，我吓了一大跳。我从来不知道，对于我们这种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慵懒安逸中的成都人来说，凌晨五点，居然还有人排在我前面！

那几个人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貌似在这里坐了很久。我悄悄的把手伸到其中一人的鼻子前，我妈迫不及待的打了我手背一巴掌。那人似乎被惊了一下，扯了个响呼噜，继续睡。天蒙蒙亮的街头，只听见扫大街的刷刷声，沙哑祥和。

我妈把一个巧克力蛋糕递给我，外加一瓶酸奶。我观摩半晌，说我不要酸奶，我要可乐。妈大怒，挥手就佯装要打我。我缩回椅子上，眼睛盯着脚趾头含糊不清的说：“你没见我正紧张么？别烦我。”

成都的这条街叫做“领事馆路”，它的整个人生意义都奉献给了赴美签证以及其相关咨询中介服务。我在不久前曾来过这里踩点，当时对美领馆的印象就是一大钢门。结果现在真的来了，连大钢门都见不着，就只剩下头上这个乌七八黑的蓬蓬顶。我心感不值，站起身来朝大钢门走，才走了几步路就有一个人民战士提枪冲锋过来，我对他说哈罗，他对我说退后。

我面带饥渴的看着人民战士，心想他命真好，可以不为中国做事，而为美国做事。我也想有条美国命，可以三点钟放学，爱干啥干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出生在中国。我总是想，如果老天，哦不，上帝，在计算的时候稍微出一点偏差，我就说不一定哇哇落地在太平洋对岸的那片神圣领土上了。我也就不用浪费十八年，现在才来纠正这个错误。

这个改错的最后阶段是从昨天下午第一节课后开始的。当时我正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躲着抽烟，收到传呼里一短信，让我第三节课后翘课回家。我想，这可能是经常一起玩的哪兄弟，我本来还答应过他们，要从家里带一些珍稀碟子借给人家。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经常翘课的人，也不过就是一星期那么两三次，三四次。因为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虽然次次考试全班前十，老师却连共青团都没让我进。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在心灵上受到半分打击，因为我觉得我依然是个先进分子——老子好歹是个少先队员，小学时还升过旗。

下午第三节是历史，也是班主任老蒋的课。老蒋在台上喋喋不休的宣扬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重大体现，我从邻座的桌子上摸起一张小纸片，推敲半晌，然后恍然大悟的喊了声：“自摸！”

全班齐刷刷的转过头来。老蒋脸色阴沉，肥胖的身躯如坦克一样从狭窄的走道上轧过来。邻座谢天从容不迫的把他桌子上的一大堆小纸片扫进抽屉。老蒋尖厉得吼了一声：“不准动！”老蒋说话带着一股浓郁的县城口音，而且我最想不通的是像她如此体积庞大的人，嗓音非但不浑厚，反而尖锐刺耳，跟用指甲挖黑板似的。

“陈青青，谢天，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老蒋一把抓过我们桌上的小纸片。当她看到上面用圆珠笔涂画的麻将符号时，一张脸涨得绯红：“你们两个下课到我办公室来。太不象话了，还是一个班长，一个科代表，你们好好给我自我反省一下！”

等她转过身后，我跟谢天两个相视偷笑了好一阵。谢天长得不高，总是穿双布鞋，戴副黑框眼镜，一副笑傲江湖的样子。在我们文科班成立的时候，老蒋坚持要找一男一女做班长，于是作为六十八人中间珍贵的四名男生之一，谢天毫无怨言的担当了班长这个世俗的角色。至于我，我从初一的第二学期就被班主任从学习委员罢免成了小组长。后来我拿了两个全国英语特等奖，班主任面子上说不过去，就勉强让我当了英语科代表。我也毫无怨言的担当了这个世俗的角色，虽然我们的英语老师，一直很怕同学们把我当模范学习。

我和谢天两个自高中毕业会考后，就被调到了全班的最后一排。最后一排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全身有打架落下的三十八处刀伤，另一个是高中三年来雷打不动的倒数第一。鉴于我们四个精英同时在课堂出现的几率几乎为零，每一次团聚，我们都必将趁热打一盘麻将，以庆祝三缺一或二缺二局面的短暂瓦解。

“我不会去她办公室，我等会儿要回家。”我捂着嘴偷偷的跟谢天讲，“哦对了，我明天也不会来，我明天要签证。”

谢天满面笑容的拍了拍我的肩：“祝你好运。我的签证是下个礼拜一。”

谢天跟大部分的高中生一样，他父母帮他申请的是大学预科。而我在高二的暑假就已考过了托福。我申请了一个很便宜的大学，准备到了那里再想办法拿奖学金。

当然，我跟谢天准备出国这件事情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这个把维持99%的升学率看得比学生性命还攸关的中学，不参加高考，或者不参加高考的复习，甚至影响其他同学复习高考的热情，都是属于自杀性行为。几年前，我曾亲眼目睹学校谋杀了我们学生会主席留学哈佛的机会。学生会主席在万般无奈中卷铺盖去了北大。学生的个人前途似乎从来不在学校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听见我们校长说，你不去考高考？你去读哈佛？这个，这个影响不好。

2.

谢天说：“你不是要翘课吗？再不翘课就要下课了。”

我惊呼一声，赶紧举手：“蒋老师，我胃病又犯了，我要回去吃药。”说罢不等她回答，就自动收拾了书包站起来。

老蒋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她一万个不相信我，我胃病复发的频率太经常，而且几乎每次英语联考的时候都会发病提早退场，但是她拿我没法子。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一次胃镜，并惊喜的发现本人有萎缩性胃炎。医生给我妈看片子，她说看嘛看嘛，那儿有个小肿块，但是没什么大碍，饮食规律就好了。她们齐刷刷的望向旁边兴高采烈的我。我呵呵一笑，心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饮食规律的了。我跟校外的一帮兄弟之间有个协议，凡是市内联考，我都有义务有责任把我的英语考试答案发短信传给他们。要知道，以我当今的英语水平，我的答案基本上是等同或高于标准答案的。作为回报，他们也会派人传数理化的答案给我。我们这一帮深夜流窜于滨江路的有为青年，是导致成都作业及考试标准答案流失的骨干份子之一。

于是在第三节课间中，我挺胸凸肚的迈出了书声琅琅的校园。保安朝我点了下头，他已经对我的早退见怪不怪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曾经被我叫人打过一顿。我代表全校同学提醒了他，保安从来不是老大，被保的那个人才是。

我悠哉游哉的走在路上，心想逃学真是一件无比高尚的事。它证明了我们看破红尘。高考无用，全国八百万人民看不见四通八达的条条大道，非要你死我活的往一条小阴沟里挤，最后不是被挤死，就是被淹死，好不容易活过来的人嘴里也填满了泥，找不到说话的勇气，更没有跳出去的力气。

我又在外面晃荡了半天才回到家里。开门后我发现爸妈的鞋居然在，大吃一惊，赶紧逃，但是已经晚了，客厅里传来老爸的声音：“青青吧……怎样，你逃学顺利吧，老师没说你什么？”

我一个箭步窜进去，瞪大眼睛望着我爸。我说：“不会吧，那短信是你发的？”

我爸一脸轻描淡写的表情，说：“是啊，你明天就要签证了，今天上那么久的学干什么？还不如回家好好准备准备。”那时我的视觉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我看到我爸的脸上，散发着一圈神圣而伟大的光辉。

我躺到沙发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翻看最新一期的《音乐天堂》。我听见老爸在书房里打电话：“……是……是……真的不好意思，她这次痛得比较厉害，我们准备明天带她去医院检查……”我感觉无比奇妙，我爸不仅以官方身份支持我翘课，还来个一箭双雕，连明天的翘课也搞定了。

我的心里面像开了一朵向阳花。每次翘课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像开了一朵向阳花。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山花烂漫，我的青春驰骋其中，忘怀的笑。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签到证，不用上学，不用高考，少了这些破坏纯真与快乐的东西，我将幸福成什么样。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农村里面有那么多小孩拼死拼活的要上学。他们可能不了解上学的实质。上学除了应付一个又一个的考试，别无一用。那么十余年的青春去换一个敲门砖，是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值得？我们重点中学的学子们，从六岁到十八岁，无不在高考的威逼下天天耗尽心神，生不如死。我们学校旁边有个监狱，于是闲聊时总有人开玩笑：“什么人比囚犯更可怜？”“是学生。”“什么东西比死刑更可怕？”“是高考。”以至于后来某老师威胁我们说不好好读书就要把我们送到隔壁监狱去时，我们全班脸上一齐绽放出渴望的笑容。

3.

签证的这一天阳光耀眼，风尘在灰色的领事馆路上缱绻而起，发誓效忠“尘都”的这一江湖名号。我在一阵打盹后猛然惊醒，才察觉身后多了一万个人出来，而且还是规规矩矩排着队的，让我惊诧万分。我再一定神，发现排我前面的那十几个人突然变了身，变成了神采奕奕的一堆先生小姐。我还在苦苦思索这种变形记的来源时，被无数的噪音打断，只见几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手拿一摞单子在我们这一串人之间倏忽来回。

“小妹儿，今天没排到的话，到我们宾馆来歇嘛。加一百块，我们早上派人帮你占位子。”

“晚上找小姐不，上海江苏重庆的都有……哦，找错人了。”

我感觉我妈充满杀气的眼光在我周遭的360度反复扫射。

就在这时，人群里不知谁喊了一声“开始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头顿时复活了。大家纷纷骚动起来，一个一个伸长了脖子往大门张望。

当我明显感觉自己随着人流向前移动时，我突然想起一事，这让我的心猛然颤了一下，刹时有点手脚冰凉。

“爸，妈，等会儿你们真的不能陪我进去啊？”

“你这是讲什么废话？”

“靠，我不是未成年么？”我低声嘀咕着。

我的心无可奈何的怦怦直跳。我活了十七岁，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单独跟大人们打过交道。这当然是拜我妈所赐。我妈从我来月经那天起就开始为我有未婚先孕的这种可能性而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在她的教育下，我在十四岁以前一直相信所有女性性征的发育都是一种不齿却又无奈的错误。我跟我妈对待这种发育同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比如说我十四岁那年，我的乳房已经成长得相当饱满，但是我还一直穿小背心而不是戴胸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我妈都是笛卡尔的忠实粉丝，我不思故波不在。但我的班主任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她说看到的就是真的，看不到的东西也就不存在，没有什么狡辩可言。她在某一天下课后把我拉到角落狠批了一顿，还唾沫横飞的说了很多我当时并不明白的话，其中包括诸多“骚货”和“勾引”这类新奇的字眼。后来我讲给我妈听时，她的脸红得像一颗烂掉的苹果。她转过身唰的抽出一条白色胸罩给我。我看着这一条背心不像背心，抹布不像抹布的东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我妈正式加入了祥林嫂的同盟会，每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告诫我身体很珍贵，外面人多复杂不要跟陌生人讲话。我不过心情好时觉得自己有做美女的潜质而已，我妈却一直以为我已经是倾国倾城的货，从八岁到八十岁男性都会对我图谋不轨。我记得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人把家里租的VCD拿去还了，老板顺带推荐了一些新片给我，我挑了两张拿回家。当时，我觉得我妈精神都要崩溃了。

“你要我给你说多少遍？不要一个人在街上到处走！一个女孩子家，什么都不懂！你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这辈子就完啦！！”

我从来不知道租借两片VCD原来是关系终身大事的人生抉择。那天晚上我跪了一个小时的地板。从那以后，不论买东西还是出去吃饭，我爸或我妈都一定会在身旁紧跟着。他们还喜欢时不时的在我放学时跑到学校来接我，这让我在那些耍酷的同学面前丢尽了面子。不仅如此，他们还不给我什么零花钱。我觉得如果不是学校经常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搜刮民财，我恐怕连人民币换版了都不会知道。

我越来越不爽，越来越引以为耻，越来越恼羞成怒，到最后我一看见爸妈的身影就躲。我缩在小巷子里看他们拘偻的身影在校门口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一直到他们走了以后我才慢吞吞的骑车回家。在家里，我往往不等他们问上我半句话就把房间门砰的关上谁也不理。我开始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男朋友这个概念。当我跟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坐在漏雨的车棚里吞云吐雾时，我看见从前心目中那些耍酷的同学此时见到我都无比惊恐的转身而逃。我那时瞬间明白了，原来我，才是学校里最酷的人。我心里得意极了，可是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来。我一般只是眼睛斜瞥翘个二郎腿，嘴巴里吐一口烟，然后说一个字：“日！”

当我比较平静的时候，我喜欢大清早的跑去学校撬教室的锁。我觉得撬锁这种行为艺术充分体现了对强权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追求。我对撬锁的天赋极高，学校每隔三个月就要轮流给全部教室换一次锁，又一直找不到凶手。但是有一次我在撬完我们年级三班的后门时，我突然发现黑漆漆的教室里面坐了一个人。我当时魂都吓飞了。

“~~~喂~~~同学……？”我气若游丝的询问。

那个人僵硬的慢慢转过身来，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容和身体细节，只听见他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说到：

“我等你很久了……”

我浑身上下顿时被冷汗打湿。

这时他又缓慢的，一字一句的说：

“你总是这么早来学校，不知道有没有吃早餐。我刚刚给你买了一个蛋糕，你要不要吃？”

我惊疑不定了半晌。最后当我确定这个男生多半是人不是鬼时，我火爆的吼了声——

“你给我出来！”

男生苍白的脸庞在破晓中慢慢浮现出来。我狠狠的盯着他，最后我说：“你不是三班的郑晓亮么？”

“嗯，”他似乎有点茫然失措的答到。

我一把抢过他手上的蛋糕，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欣喜。我随即“啪”的一下把整个蛋糕砸到他的脸上，说：“你再敢这么吓我，老子找人揍死你！”

4.

作为学校里面不知何时开始流传的“校花”之一，我自诩生经百战，各种各样的示爱都能处理掉，但是对于郑晓亮我却是颇为无奈的。后来我每次大清早跑到学校撬锁的时候，都会在某个旮旯儿发现他狗熊般魁梧的躯体，提着一盒蛋糕一语不发的望着我，把老子撬锁这种又有意义又有前途的兴趣爱好搞得索然无味。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撬锁了。当学校领导发现很久都不需要给教室换锁时高兴极了，他们把这件犯罪活动的终结归功于新招的校门保安，据说给他们提了一大笔奖金。那阵子保安很快乐，全校人民都很快乐。

我以为我不再撬锁，就可以彻底摆脱郑晓亮的纠缠，日子能够终究停留在“陈青青，我喜欢你，我好喜欢好喜欢你”这种简单无聊里。谁知某一天清晨我跨着自行车骑出家门时，愕然发现郑晓亮一米八的狗熊身躯矗立在门外。我恼怒的瞪了他一眼撒腿就走，他一声不响的跟上来，往我的车篓篓里丢了一封信，然后就消失了。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据说物理老师噼里啪啦的在骂我，所以我就被吵醒了。然后我终于想起了这一封信，信是在一张薄薄的作业本纸上写的，如下：

“陈青青：

你好。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到我，正如我也不愿见到自己的懦弱与无助。与你同学五年，甚至从未有勇气走近你，亲口告诉你我的名字。在这样一个条款繁多的社会中长大，每一个自我的释放似乎都是对社会不可原谅的亵渎。我们被面子征服，被人言淹没。我们活得如此谨慎，却往往忘了谨慎的初衷，是因为我们有追求。千百年来无为与中庸的智者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驯服与胆怯。我们总是计较着这样那样的失败后果，而忘了如果没有不问前程后路的第一步，又怎么会有任何的后果。十七年来我第一次悲叹自己作为男子汉的不合格。如果我是男子汉，怎么会徒有一米八的个儿，却连当着你的面说爱你的勇气都没有？

虽然这五年来只跟你有过寥寥数语（也许你已经忘了），但是我真的在你身上学到很多。坚持自我的代价是巨大的。我无法忘记你不羁的笑容中流过的悲伤，那让我心碎，却又不愿意你随波逐流的最后被世俗麻木。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让你更加快乐。但现在，我只希望你能允许我，恋人也好，朋友也好，让我陪着你一起孤独。

PS：送你一首歌，Metallica的《Unforgiven》。爱上你以后，我也爱上了这首歌。

祝，

万事如意

郑晓亮

1999年10月5日“

我读了一遍。我又读了一遍。

我告诉自己要镇定，所以我镇定了三秒钟。后来我觉得力所能及的自制力也就到此为止，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物理老师眨巴着无神的小眼睛，用卖菜的嗓音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漠然的看了她一眼，打开后门，走了出去。

我走到三班的教室后门，里面传来琅琅读书声。在二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感觉些许的遗憾，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了，受教育的方式还跟幼儿园没什么差别。我的手放在后门上，这个时候我又提醒自己深思熟虑了三秒钟，未果。于是，我轻轻把门推了开。

坐在后排看小说的同学们明显被我的举动吓得屁滚尿流，连带引起一片不小的骚动。当同学们终于意识到站在他们班后门的是老子陈青青而不是教导主任时，纷纷给我投来愤怒而激动的眼光。

他们班的任课老师还在兴高采烈的大抄板书，我对离我就近的几个同学轻轻吐出三个字——

“郑晓亮。”

“郑晓亮！”“郑晓亮！”这三个字就像旱地里久违的甘雨一样在瞬间被无聊成灾的同学们一个一个争相传颂。坐在第二排的郑晓亮猛地转过身来，当他看到我时，一张脸刹时涨得通红。

他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二话不说的朝我跑过来。可惜他对于方向的拿捏一时不是很精确，只听“哗啦啦”的一连串巨响，被他经过的七八张桌子全部被撞歪，受害人数不计。

我很及时的缩在墙后，只听见教室里任课老师的怒吼：“郑晓亮，你要到哪里去？！”

在全班的起哄中，郑晓亮满头大汗的出现在我眼前。

“快跑！”我说。

5.

坐在操场正前方的红旗脚下，我幸灾乐祸的看着郑晓亮，他的眼光正直勾勾的盯着距离我们五米远的一滩积水。

“那摊水好看还是我好看啊？”我故意逗他。

他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棍似的跳起来，拼命摇着双臂：“你好看，你好看！”

他小心翼翼的对上了我的眼睛，又面红耳赤的转过了头：“我给你写那封信因为我住你们家后面，我经常看见你在屋顶上，我不可宽恕，噢不，是Metallica的不可宽恕，我，我……”

“啊？”我发觉这个人口齿紊乱，还是决定不要让他再说话：“Metallica的《Unforgiven》，我正想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我所感到的，我所了解的，从来没有在我的言行中展现过；从未自由，从未自我，因此我把它叫做不可宽恕……’这歌词太他妈牛逼了，我真不知道这学校里面居然还有人跟我一样听这样的歌！”

“嘿嘿”

“真是红尘知己，相逢恨晚。”

“嘿嘿”

“之前多有失敬之处，小女子给你赔不是了。”

“嘿嘿”

“你别嘿嘿了，我的台词也背完了。说说看，你平时还喜欢听谁的歌？”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听比较多这些摇滚另类的歌的，比如Pink Floyd啊，Oasis啊，Radiohead和Portishead，我昨天还淘了一盘卡口带，是一个叫Green Day的朋克乐队的，很不错，推荐给你听听。哦，另外，我还喜欢听Tori Amos……”

“Tori Amos，不是真的吧，这个被强奸了的美女可是我的最爱。人家多牛逼啊，写的歌词没几个人能读懂。”

说罢我立身朝西一抱拳。郑晓亮见状，也忙不迭的学我报了一个拳。

两天后，郑晓亮把他新淘的那一盘Green Day的专辑上缴给我。从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肩并肩骑车上学，后来竟发展成了一个风雨无阻的优良传统。我们讨论摇滚，自由，对八十后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愤怒。他说，虚伪的不羁比真实的平庸更可耻。如果真的愤怒，我们应该去砸烂校长的桌子，而不是躲在一边空谈我们忍无可忍我们要朋克。我们当时正在豆浆店里啃馒头。我说，这么睿智的真理不能就这么埋没在馒头里了，我介绍你去做校刊的音乐栏目编辑吧。他非常不屑的说了声，我不。

我发现郑晓亮的身边似乎有数不清的打口带，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我就再也不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的乱窜了。我终于意识到像我以前的那种策略是完全没有效率的。我以前总是汗流浃背的冲进目光所及的每一家音像店，冲着老板就吼一声——你们有没有XX的磁带？！然后在他们大眼瞪小眼的震惊中转身就走。偶尔也会遇上反应比较快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对吼，然后路人就会兴高采烈的聚集起来，直到把我包围到只有逃之夭夭的地步。但是，不管是任何一种后果，我都往往是空有一张单子越开越长，却是一盘磁带都找不到。我总是问郑晓亮他从哪儿搞来的打口带，他却总是闭口不言。

另外，郑晓亮买《音乐天堂》的速度也是跟我齐头并进的。《音乐天堂》作为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唯一广为发行的另类有声音乐杂志，俨然就是我的生命源头。我每次瞻仰《音乐天堂》凌厉鲜明的硬纸封面时，既像瞻仰情人，又像瞻仰父母。我亲眼目睹了《音乐天堂》自创刊以来从欧美流行音乐的小本黑白杂志变成了欧美另类摇滚音乐的大本彩色杂志， 也就是说我亲眼目睹了学校里面从集体借一本《音乐天堂》到个别人士收藏全部《音乐天堂》的实质性飞跃。这个飞跃的过程我和郑晓亮功不可没。我们每一天都会在学校门口的音像店转一下，看有没有新一期的《音乐天堂》上架。于是我和郑晓亮的竞争，就变成了谁比谁早十分钟拿到《音乐天堂》的问题。对于这个位于四面都被拆迁了或正在被拆迁的民房个体户来说，我觉得我和郑晓亮的出现给了老板无比精神上的支持，以至于他硬是和政府对抗了两三年，一直百折不挠。

6.

我们学校门口是一条鸡肠般的小道，路的左右两排古老的砖瓦危房。每个危房的一楼都开着黑漆漆的铺子，做着这样那样的小本生意，其中生意比较兴隆的包括餐馆，文具店，杂货铺，和成人录像馆。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一般都是永远处于散步状态的成都居民，和骑着自行车永远睡眠不足的莘莘学子。基本上没有机动车道。如果两个汽车面对面的开来，群众们就会热情的拨打“119”，请威严的警察叔叔们来疏散交通，排解纠纷，或者收尸。在生意比较清淡的上午，下午，和晚上，我每次逃学的时候都走出来看过，那是遍街的麻将桌子，密密麻麻，井然有序的把整条街填满。

谢天说：“全国上下一片麻。”

我说：“我们有参与祖国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我们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制作了精美的麻将纸片，以便于我们就算被困在学校里，也能与全国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矣。

晚自习前，我们有五十分钟的时候解决各自的生理需要。大多数同学选择吃饭。在缺乏酒友和烟友的情况下，我偶尔也会去路边的那些小餐馆吃饭。有一次，在我们刚刚讲解完“一碗阳春面”这篇理论上应该很感人的文章后，我和谢天同时感觉有点儿饿。

我问谢天：“去哪儿吃饭？”

谢天说：“一碗阳春面。”

我说：“去哪儿找一碗阳春面？”

谢天说：“一碗阳春面。”

我说：“你他妈读书读傻啦！阳春面不是北方的东西么你在这儿上哪儿找去？他妈的这面的名字就起得这么贱！”

谢天指指我头顶。我抬头看见一幅崭新的蓝布招牌，在风中轻盈的飘荡。招牌上用黄线绣着五个大字：“一碗阳春面”。

我们自个儿在馆子里找了个位置坐下。

“老板！来一碗阳春面！”

老板眉开眼笑的走出来，看见我们俩人，乐呵呵的连声答应：“好！好！一人一碗阳春面。”

“你耳朵不好使么？我说的是一碗阳春面，就一碗！”我有些生气的纠正他。

“你们两个人吃一碗？”老板失望之情现于言表。

“我靠！阳春面从古到今不就是‘一碗阳春面’最有名么！你听过有谁写‘两碗阳春面’，‘三碗阳春面’的吗？”

“没有。”谢天接口说。

老板有些忧伤的看了一眼自己的招牌，默默的回了厨房。

“你出国的事情办得怎样啊？”我问，并用无名指轻弹了一下谢天帮我点烟的手，江湖礼节。

“老样子，中介还在办嘛。前阵子说学校联系好了，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语言学校，一年而已，读完了考过托福就可以直接升大学。你呢？你托福成绩拿到了吗？ ”

“上个礼拜拿到的，六百零三分！”

“强人！改天咱去喝一杯庆祝。”

我得意的笑笑。

“那你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常春藤名校什么的了？”

“没有，”我顿时觉得有些沮丧，“除了考托福免费送分的那三个学校，我没有再申请其他学校了。一个学校的申请费就要将近人民币一千块钱，相当于我爸半个月的工资，我给不起。”

正在这时，门口一声清亮的声音传了过来——

“谁是陈青青？”

我和谢天同时转过头去，只见馆子门口停了一辆摩托车，车上坐了一个穿着破烂牛仔裤，头戴全盔的男生。说话的是后坐一个衣着异常时髦的古惑妹。她已经走下车来，脸上涂着淡妆，左耳骨上一排小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馆子里面的其他学生纷纷耳语起来，有的甚至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我站起身来，不惊不诧的走上前。我心里面已经算计好，如果有谁敢在这个地盘对我动手，只要谢天帮我打个电话，不出十分钟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干吗？”我说。

古惑妹兴趣盎然的盯着我看了半晌， 然后说：“你就是吴世鹏的女朋友？”

我觉得这个古惑妹实在很漂亮，于是我很不爽的朝她吐了一口烟，说：“怎样，你不爽？”

吴世鹏是这附近一所垃圾学校的公认“校霸”，自从在一家旱冰场认识我以后，跟我谈恋爱已有八个月之久。由于他在周边地区的小混混群体中隐然有领袖的作风，我也就当之无愧的在他人缘比较好的几条街上号令江湖，莫敢不从。我明白，我能够混到今天这么拽的地步，除了我本人的刻苦努力外，绝对跟追随我的一堆“市三好”和“省三好”们关系不大。

古惑妹说：“吴世鹏太没品味了，你这么土的人他也看得上。你还是跟你们学校的其他人一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吴世鹏么，就让给我算了。”

我心头一阵火大，但还是努力压抑住自己，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小朋友要注意。乱说话有危险。”

古惑妹没有理我，她咯咯一笑坐回摩托车的后座上，亲热的揽着摩托男的腰，说：“你以为你是谁？我只是来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吴世鹏么，嘻嘻，他已经跟我那个，好了。”说罢她掀起摩托男的头盔，“对吧，鹏哥？”

我无法置信的看着吴世鹏的面容真的在头盔后面出现，脑中一片空白，心里一阵强烈酸痛。

他没有看我一眼，只是一脸不耐烦的抢过古惑妹手里的头盔，说：“行了吧，别闹了。”说着重新带上头盔，一踩油门，摩托车轰隆隆的复又向前行驰。

我条件反射似的冲上前去。哗啦——

一抹鲜血从我的眼前划过，暂停了我的心跳和这三秒钟的结束。在这三秒钟，我的佛山无影脚狠狠的落在了摩托男的身上；在这三秒钟，摩托车随着驾驶员的失衡而壮烈的往地上侧翻；在这三秒钟，摩托车上伸出一只爪子扯住了老子的裤子；在这三秒钟，老子被凌空摔起的过程中看见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和一个张大嘴巴的颠倒的谢天；在这三秒钟，一只大手勾住了我的腰，我硬梆梆的落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人体上。“哎哟”，我听到我的垫子发出这么一声声响。然后一只手掌从我的后面伸到眼前，全是血。

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就这么躺在我的垫子上，天很蓝，云很白，就像大海里的小绵羊。终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一翻身爬了起来。郑晓亮仰天躺在地上，一只手摸着自己后脑勺，另一只手沾满鲜血悬在半空。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臂，我才看见周围已经扑过来一大群的苍蝇，为首的那个带着黑边眼镜，长相还颇为面熟。他们指手划脚的跟我说着什么，我都听不见。我跪下来扶起郑晓亮的头，一股温热的液体流到我的手臂。郑晓亮一脸关切的看着我，他的嘴唇也在动，可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两滴豆大的泪水从我的脸上落到他的脸上，就像是他自己的泪痕。我的心才开始透彻的痛。八个月的感情，吴世鹏他怎么能这样的背叛我？这是我谈得最久的一次恋爱，他难道不明白我为他付出了多少？我幽幽的看着郑晓亮豆子般的小眼睛，里面燃烧的真诚让我感到一丝一丝的温暖。是谁不离不弃的陪着我？谁是我的幸福？别人都说，女人的选择不应该是爱，而是被爱。也许是对的吧，爱一个人让我笑，被爱至少不会让我哭。再美丽的女子，也会累的。

我低头看着郑晓亮憨厚的脸庞，用手指轻轻抹去他脸上的泪珠，温柔的说：“别哭。”

郑晓亮说：“那不是我的……”

我没等他说完，就朝他的嘴唇靠了过去。他的呼吸异常的急促了一下子，湿润的嘴唇一动也不敢动。

我笑着抬起头来，问：“这是你的初吻吗？”

郑晓亮满头大汗的点了点头。

我觉得我又污辱了一个无辜的儿童，不禁恻隐之心渐起。我规规矩矩的放开他，缓慢而严肃的站起身来。我还学电视里面那些动作明星一样，狠狠的拿手背往嘴边抹了一把，可惜只有口水，没有血。我走到此刻刚刚爬起来的吴世鹏和那个古惑妹面前，问：“刚刚哪个王八拉了我一把？”

古惑妹拍了拍泥沙满身的衣服，恶狠狠的拿一根手指头戳我的胸，说：“我爸是公安局局长，你死定了。”

自古警匪是一家，我们学校所有小混混的升学目标都是考警校。所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爸是黑社会老大，你死定了。”

此时人越围越多，我觉得压力有点儿大。所以虽然我的人生原则是不惹官僚，我还是硬着头皮的回了一句：“我干妹的表姐是三陪，你爸死定了。”

古惑妹冷冷的向我逼近，一根食指像筷子一样戳得我胸口发疼。她说：“你再说一次？”

我说：“你爸为人民服务嘛。说不定人家熟门熟路，见个面还可以打五折起。”

古惑妹的眼睛里突然涌上两泡泪花，她一声不吭，扑上来就掐我的脖子。

郑晓亮和谢天同时跑过来拆解我跟古惑妹的两双利爪。郑晓亮迟疑了一下，转向古惑妹，说：“微微妹妹，算了吧，你们不要打了。”

我们三个人同时惊得停住手，谢天的手还兀自抓着我胳膊。我目不转睛的一会儿看看郑晓亮，一会儿看看古惑妹。只见古惑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张大嘴巴，半晌，才吐出几个字：“小……小亮哥哥？”

郑晓亮窘得满脸通红，他结结巴巴的对我说：“她，她家跟我，我，我家的关系不错。其实，那个，那个，我给你的那些磁带，就是，就是她爸托关系帮我找来的……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怎么都，都没有回家？”最后一句话，他是对着古惑妹说的。

古惑妹的两行眼泪刷的流了下来。她“哼”了一声，什么都没说。

这时不远处似乎有人在喊：“坦克来了，快跑——”我们没有注意，周围人群却散了一大半。突然，我们几个仿佛同时意识到什么问题而跳了起来。我转头，发现老蒋就跟一个冬瓜一样，居然这么快就从地上长了出来。

老蒋冷笑道：“陈青青，你好呢！”

我随口用英文课本的话敷衍：“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脑袋一片空白。

现在摆在老蒋面前的状况是这样的：一台摩托车倒在地上，两个灰尘仆仆的外校少年，一个满头鲜血的三班学生，两个拉拉扯扯的本班干部。

老蒋阴沉沉的走向吴世鹏和古惑妹，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来这儿做什么？”

郑晓亮担心的朝我看了一眼，急忙接口到：“他们是来找我的！”

老蒋嘴边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她说：“嗯，这我看得出来。” 顿了顿，她又说：“不过你的事情，自然要由你的班主任负责。” 她的脸上挂着一丝阴险的笑，传闻老蒋跟郑晓亮的班主任因为争房子的事情一直不和。她随即转向我和谢天，目光落在谢天还依然抓着我胳膊的双手上。谢天一惊，赶紧撒手。

老蒋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你们三个，跟我回教导处。”

当我们灰溜溜的跟着老蒋离开的时候，“一碗阳春面”的老板杀猪似的叫唤起来：“你们两个，还欠我一碗面钱哪！”

我欲哭无泪的朝老板比了个中指，而谢天移行换步的闪到老板面前付了帐。当老蒋一脸关注的看着我跟谢天合吃的那一碗阳春面时，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异常荒唐的想法。不是真的吧，我一下精神抖擞，觉得今天这一天有趣至极。

老蒋把我和谢天拉到办公室里，一脸神秘的关上门，说：“我观察你们两个很久了……”

7.

我问谢天：“情人，你要不要抄我的检讨书？”

谢天还兀自把头埋在胳膊里，捂着肚子无声狂笑。

我咳了一声，抑扬顿挫的念起我的检讨书：

“尊敬的蒋老师：

通过你今天对我和谢天的亲切教导，我终于知道自己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怎样的生理成长和心理发展，并真诚为此向你，向班级，向学校，向所有跟我说过话的人表示沉痛道歉。可能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我跟谢天之间的频繁接触，就是传说中的青春期萌芽。你的一番点拨，让我如梦初醒。原来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我是个女的，谢天是个男的。女性和男性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一直是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神秘谜团啊。于是，我最近产生了对异性的好奇。其具体表现，就是我对谢天的朦胧好感与冲动。

我相信你对我们传授的真理将会是永远正确的：处于青春期年龄的少男少女们，是不可能产生爱情的。真正的爱情，一般都发生在大学后期和参加工作后。因此，我要努力鄙视自己的心理冲动，坚决杜绝早恋这种毒害世人的不良举动。并且，我会积极协助班主任的工作，对同学之间其他的早恋现象进行严防打击，让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能够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此致敬礼

陈青青

1999年12月痛悔涕零”

老蒋看完这封检讨书以后，就把我爸妈找来了。那天一同出席训导会的，还有谢天他爸妈，和郑晓亮他爸妈。

郑晓亮的爸爸说：“现在是高三的关键时刻，你还尽给我添乱子！居然跟校外的不良少年打起架来了，老师，你好好的教训他！”

郑晓亮的妈妈斜瞥了我跟谢天一眼，说：“小亮，你爸爸正在评副市长的职称，你可要自重身份，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谢天的爸爸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他把谢天拉到一边说：“儿子，你眼光不错。但是你要注意，那个，那个安全问题。”

谢天的妈妈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她把我拉到一边说：“青青，咱家谢天老是夸你英语好，高三还没毕业就把托福考过了。有空可不可以多教教谢天？”

我的爸爸妈妈在会上没有发言。他们羞愧到了极点。我爸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的扇了我一巴掌。

我觉得很没面子，而且特冤，但是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人有澄清事实的意思。我知道，一旦把人物关系纠正过来，那将是我陈青青大大的麻烦。谢天和郑晓亮很够哥们儿，我想，今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把我新概念的参考书一股脑的搬到了谢天他家，其中包括词汇资料五本和将近半米高的习题册子。谢天抬头发现眼前多了这么一大堆参考书时，黑边眼镜从鼻梁上跌下来一半。我刻不容缓的说：“每天背新单词77个，温习前几天的旧单词，做听力练习两套，阅读练习一套，全真试题一套，附加作文一篇。”

谢天脸色刷白的看了我一眼。

我随手拿过一本《词汇精选》，哗啦啦的翻给他看：“你看到这些纸没有？这不是泡过水后晾干的书。这一本书，是被我的眼泪反复打湿透的。我每天背单词背到凌晨三点，有的时候背到把门锁起来，用枕头捂住嘴巴发狂的痛哭和嚎叫。”

我继续说：“我们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学到高三毕业，大概只能学到两千个单词。而托福需要的词汇量，大概是八千到一万二。用一年的时间进展到这个地步，你知不知道需要怎么办？”

谢天摇头，我随意抽出一本新东方的书翻到背面，上面有血红的颜色写着四个大字——“超越极限”。

我说：“就这四个字。当你学到咽口水都翻一股血腥味时，你就到那个境界了。我每天偷偷摸摸的躲在楼梯间坐这些题，老蒋以为我搞失踪，还把我爸妈找来骂了一顿。他妈的高三的作业太多了，抄答案都要抄到凌晨十二点。你说，我上课不睡觉还有什么出路？不过我就算睡觉也是很敬业的，你看，这是我的枕头。”

我抽出一本蓝色软皮包装的厚书，在谢天的面前晃了晃，“英汉字典，老子背了三遍了。”

谢天沉思许久，最后坚毅的抬起头，说：“我们不要讨论学习了，这件事情太没有前途了。你说，那个古惑妹跟郑晓亮到底是什么关系？”

8．

我小心翼翼的迈上领事馆的台阶，仿佛脚下踩的不是水泥，而是黄金。世界梦工厂的大门，居然就是这么一个灰扑扑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我觉得有些失望。在我的心目中，它应该是与社会主义有显著的区别的。因为，我走了这么多年，才终于走到了这里。

我跟着大人们拐进领事馆侧面的一个小房间，向旁边的一个小窗子递过自己的护照，录取通知书，和缴费收据。然后，我跟着大人们在房子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房间的尽头是三个全封闭的玻璃窗口，玻璃窗前连着一个窄窄的台子，台子的左边摆了个不知名的黑东西，中间是耗子洞。玻璃窗后还没有人。我看了看表，九点。

随着人越来越多的涌入，这个房间感觉越来越浓的凝重。每个人都似乎失去了说话的力气，只是不安的注视着那三个空白的玻璃窗。房间一边的墙上挂着几份当日的英文报纸，旁边是两幅油画。有一幅油画是白宫，另外一幅是几个维多利亚式的矮房子。我看了半晌，没看出什么名堂。

我右边坐了个三四十岁的老太婆，她身上可能抹了十八层的脂粉香水，熏得我两眼发黑，头晕目眩。老太婆的右边是一个梳马尾辫的女孩，从她的穿着和发育程度上来讲，我估计她是大学生。大学生满怀厌恶的看了老太婆一眼，以充满自信和骄傲的姿态一甩头，马尾辫扫到老太婆的脸上，使她隆重的打了个大喷嚏。她们后面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小屁孩，看样子不过十三四岁。他很别扭的拨弄了一下领带，又笔挺的坐正。当我的眼神与他接触时，他向我投来一种绝望的目光。

等了半个世纪，玻璃窗后面终于来人了。两个阳光灿烂的白人帅哥，一个亚洲女子。亚洲女子脸色阴阴的，一头黑色直发，让人联想到前阵子日本恐怖片《午夜凶铃》里面的贞子。

在三十分钟以后贞子已经被坊间传言为江湖上残留的最后一个杀手。话说雍正年间，朝廷暴政，内务府设立了特务机构“粘杆处”，并派出大批江湖好手持血滴子走访民间，专门残杀不建立和谐社会，向往民主自由的一小撮芸芸众生。在粘杆处的这些狗腿子中间，最有名的是一个嗜血成性的老处女，江湖上人称“贞子”。贞子杀人如麻，行踪不定，人们经常用她的名字来吓唬小孩子。据说见到贞子的人，基本上三招内必死。贞子杀人缺乏原则性，即便是对帅哥美女和官绅富商这种社会优先阶级，也统统不留生路，以至于有时一不小心会遭人民爱戴。但贞子不关心自己的形象，她只需要杀人，杀人。 你越是想避开她，你就越是容易撞上她。你掉头就跑，但是她会叫你的名字——“陈青青”。然后你转过身来，她向你逼近，冷冷的双眼如一把利剑穿心。她掏出一瓶雪碧，咂吧咂吧半晌，然后说：“按个手印。”

我迷惘的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最后眼光落在台子左边的那个未名黑色仪器上。我的心怦怦直跳，时间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滴答滴答的巨响，我甚至觉得面前的玻璃窗已经被我的呼吸呵出了一片白雾。

我觉得自己呆滞的每一秒钟都是在向贞子证明自己的蠢笨无用。于是我忙不迭的抬起左手食指，在那个黑色仪器上按了一下。

“重新按一次。”贞子皱了皱眉，似乎电脑没捕捉到指纹。

我又按了一次。

“再来。”

我又按了一次。

“再来。”

我开始严重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活人。我记得每年学校体检的时候，医生也老是把不着我的脉。最后医生觉得虽然救死扶伤的职责貌似无限，但她们的薪水却是有限的。于是她们总是潦草的在我的体检报告书上签一个“脉搏正常”，然后就挥挥手打发我走。我还记得不久前好莱坞出了一个片子叫做《第六感》，黑泽明也导演过一个《梦》，它们都提到了一个很装逼的哲学问题：死人，知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活人，要怎样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很有可能生死未卜，我刹时有点悲凉。但这不应该成为贞子拒签我的理由。要知道，死人跟活人一样，是完全具备渴望的能力的。

我渴望去美国，这一点生死不渝。

我坚定的抬起头来，再使劲把眼睛瞪成斗鸡眼状。那时我突然想起樱木花道的名言，套用一下就是——我要用眼神战胜一切困难！我胸脯高耸，血液沸腾，只见星条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扯过一张面纸，把那个黑色仪器的表面反复抹擦了好几遍。然后，我再次把食指狠狠的按了下去。

“好啦！”连贞子都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她翻了翻我的银行存款证明，上面的钱，都是我爸妈几个月前东拼西凑借来的。数目很庞大，贞子很满意。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留学？”

我心里一阵狂喜，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倒背如流。我栩栩如生的给贞子描绘我出国的前景未来以及作为“曲线救国”的必要性。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聚光灯下的演讲台，我紧张但是我陶醉，我喜欢万众瞩目。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很想校长和老蒋来看我面对贞子的这场演出，我得全市一等奖的那次演讲比赛，都没有讲得这么动情过。

但是贞子很快的打断了我。她从我的陶醉中看不到真诚。

“如果今天我给你拒签，你要怎么办？”

我一愣，心头猛的一沉。

但是，但是，在学校里面隔三差五被老师抓去问话的这个宝贵经历毕竟不是盖的。我几乎是在雷光电闪间就恢复了正常的心跳，外加厚脸皮一层。我对贞子展开一个向日葵般的假笑，我在冒火前总是要绽放一个假笑，这是我的风格。我说：

“我会再接再励，永不放弃。你们给不给我签是你们的决定，但是，奋斗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贞子的眼白朝我注视良久。那一刻我既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也闻不到她的呼吸。最终，贞子低下头，用低若蚊吟的声音吐出八个字——

“明天下午来取签证。”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真的，在那二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我脑中一片空白。然后我才大喜若狂的跳了起来。我对贞子狂吼了一声：“谢谢！”我从来没这么真诚的对人说“谢谢”过。我的喜悦翻天覆地的漫过我的身子，我只想跳起来大吼大叫。我用脑中唯一残留的一丁点理智告诉自己要马上跑，不然我就要被警察抓起来了。就在那一刻我眼中的世界全部改变了。在我狂奔出美领馆前，我甚至看到贞子在温暖的微笑。

9.

“我不用高考了。我不用高考了。我不用高考了。”

我发了一场幸福的烧。据说我睡觉的时候梦话连篇，能够听清楚就是这么几个字。成堆的作业搁在角落里，我连答案都懒得剪下来贴上。既然都不用高考了，学习陡然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我胳膊下夹着体温计就跑到客厅里，生活突然浮现出了它的真面目：我喂鱼，玩狗，看电视，成天成天的享受青春年少而快乐无限。我爸妈一语不发的坐在沙发上。自从我拿到签证后，他们就不可理喻的严肃。在我又顺利的跟狗抢食成功后，我妈开口了：

“青青，你过来，我们跟你谈一下。”

我打开一袋巧克力，又在沙发上跳了两三下才坐下来。因为发烧我全身汗渍渍的，我联想我的样子应该是双颊红晕，娇羞无限。我突然想如果郑晓亮看到我这个样子多半会呆掉，然后我就咯咯的笑出声来。

我妈说，首先，她要代表全家全中央为我的签证成功表示祝贺和慰问。

但是，前途是险阻的，困难是多重的。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胜利而对未来掉以轻心。

我觉得这话越听越不顺耳，就停止了吃巧克力。

我妈说，当初他们不反对我申请出国，主要是不忍心打击我。但是我活得这么膨胀，迟早是要被打击的。以前他们想装好人，想借美领馆的手来打击我。结果美领馆居然放我过了，他们就意识到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只有他们自己亲手来打击我。你看，在美国读四年本科，一年要花费十多万。不是家里面不愿意出钱，实在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说，你还是乖乖接受打击回归现实罢。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样回话，泪水就已经不听话的涌上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爸妈把家里面的所有存折翻出来一张一张的给我看。他们最后把房契拿出来，说我真的决心要去，他们只有卖房子了。

我觉得天旋地转，连哭都没法哭了。我站起来，头也不回的冲出了家门。

郑晓亮一脸错愕的跑到电话亭，我抱住他就开始嚎啕大哭。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比失恋痛苦一万倍的感觉。

“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吗？不是努力了就有回报吗？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美国？！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个理想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多少的希望？！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考过了托福，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甚至拿到了美国签证！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去美国？！”

我哭得声嘶力竭，引来围观者无数，他们叽叽喳喳的对我的过去未来以及人品相貌进行了详细的评论和阐述。我的嗓子哑了，眼前也开始慢慢发黑。我想，如果我死了就好了。我死了，大概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醒来的时候我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看摆设应该是旅馆。我默然的坐起身来，墙壁上的大幅镜子照出我的脸，蓬头散发，眼睛肿得像两个包子。

郑晓亮从洗手间里出来，看见我醒了，急忙跑过来握住我的手。他说我突然昏倒了，只有把我扛到旅馆来，并指天为誓还没有来得及碰我半根毫毛。

我很惨淡的给他挤出半个笑容，我说你要碰我也无所谓，反正我现在已经心灰意懒我就是一个摔破的砂罐我的将来毫无价值所以我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一无是处。

郑晓亮说他要批评我的这种消极态度，但是他首先要批评我连出国这种事情都不跟他讲，让他刚才层出不穷的震惊了好一会儿。不能出国又不是世界末日，他说，美国到底有什么东西中国没有？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几乎让我不屑于回答。我说比如民主，比如自由，比如公平竞争。如果说中国对我是一个肮脏苦闷的现实世界，美国就是我所有理想的化身。我热爱它的一切，对它的渴望在我全身的每一寸肌肤蔓延，我的每一滴血液都为它而流。

但是热爱又怎样呢？热爱不等于能拥有。我终于懂了，机会往往比实力更重要。请你恭喜我在迈向成熟的路上更上一层楼。

郑晓亮被我突发起来的深沉吓傻了。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钱。

他说，哦。

在一个世纪的沉默以后，郑晓亮长叹一口气。然后他说：“其实你可以到了美国再去申请奖学金的啊。我知道的好几个人都这么做。”

我的心脏仿佛被人打了一针清凉剂，我像兔子一样的跳起来：“真的？真的？”

“是啊，他们说其实到了学校会比较容易讨奖学金。”

“你这一番话太有道理了。郑晓亮，你是一个好人。”

我抱住他朝他的脸颊死命的亲了两下，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爸正为我妈打着扇子低声说着什么。天气并不热，可我想这大概是我爸能做出的最温柔的关切了。与他平时凶神恶煞的严厉相比，此情此景反而让我手足无措。我妈看见我，红肿的眼睛哗的又涌出一大把泪。“青青，我们对不起你……”她呜咽着说。她的哭声凄厉而绵长，我总怀疑这是因为她文革时期专职文工团表演的后果。我妈可以为了很小的事情哭天抹泪伤心欲绝，如果不是她感官思维过分敏感，就是她故作可怜，以达到让我内疚而顺从她的目的。为了避免良心的谴责，我总是义无反顾的选择相信后者。

“别哭了，”我颇不耐烦的打断我妈，“我想过了，我还是决定去美国。你们只需要借给我一个学期的费用，可以吗？听说美国的小孩很笨，我到了那边去拿奖学金，肯定没问题。”

我妈一时停止了哭泣，呆呆的望着我。我爸浓眉一耸，随即雷霆万钧的对我发起火线攻击。他的所有斥骂我都早在心里面做过了模拟练习，无非就是孤注一掷不成熟不现实之类的，因此当我真正听到时，感觉严重缺乏新鲜感。我不等我爸把他的废话发泄完，就一把拉开门。我在楼梯间大吼：“我知道家里没有钱，但是我会挣奖学金，我会打工，我不会再要你们一分钱。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就算头破血流，我也一定要去拼拼看！”我抹着眼泪再次跑走，回声在楼道里荡漾不息。只听上下邻居的门悄然开合，藏着无数只无聊好事的眼睛。“看什么看？关你们屁事！”我头也不回的把这句话作为结束语，以象征我烦躁决绝的心。

第二天我爸妈找到我时，其实我就睡在楼顶别人家的阳台檐子上。我妈当时的脚软了一下，我爸迫不及待的翻过栏杆把我往上拉。其实我没有半分自杀的意思，我只是很喜欢在频临生死的状态下看天，这让我有一种即将升仙的美好错觉。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院子里的一个初中生就从这里跳下去过，但是因为每家每户都装了雨篷，所以他落地的那个过程应该并不顺利。后来很少有人到这个楼顶上来，传说有鬼。我抱着与他学习交流的渴望走上来，终于明白了那个初中生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点跳下去。这个原因根本没有大人后来说的风水地气那么玄。其实就是我脚下的这户人家不知何年何月补了一下阳台的檐顶，留下一个淡淡的凹，人躺在里面就跟一张床似的，特别舒服。我想当年那个初中生一定跟我一样在这个凹里躺了许久，可是他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了跳下去，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我躺下来时视野里再也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天空的浩瀚广阔第一次像一层纱巾似的铺在脸上，我觉得地球多么渺小，每个人的喜怒哀愁更是微不足道。当爸妈找到我时其实我早已心平气和不再挂怀，但是我妈搂着我痛哭，她说既然我如此执意，他们砸锅卖铁的都会支持我去美国。我耸耸肩，有些糊涂，有些不可思议，最后我忍俊不禁的哈哈大笑。

10.

我正式向学校递交了退学通知书，那已经是在我无故旷课若干天以后。那天的午休时间阳光明媚，初夏的慵懒加重了高考带来的粘稠，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如同往常一样的从后门随意跨向我最后一排的座位，谢天不在，全班倒数第一的那个男生却奇迹般的坐在位子上。

“久违！”我说。

他面目呆滞的望着前方的黑板，过了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的把头转向我。他习惯性的抹抹自己的嘴角，才发现自己方才并没有因为睡觉而流口水。他说你这几天有来上课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他抄谁的作业笔记，我说你抄四班XX的吧，那人收的是最低价，每科二十元。

说话间谢天满面春风的进来了，一看见我就朝我当胸捶了一拳。他说今天上午照毕业照你怎么不来，打你传呼你也不回。我心头一阵惊讶并有些难过，但还是故作无所谓的笑道，我的光辉形象是不需要用照片才能记住的。谢天和周围的几个同学还在嘟嘟嚷嚷的为我在毕业照上的缺席埋怨时，倒数第一的男生突然惊呼一声：

“糟了！要上课了！我得赶紧走，要不然就走不脱了。”

当他背着书包从门外一闪而过时，我不禁怀念起这个我毫不怀念的人物。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下午共有四节课，除了英语，高考五科各一堂。我想我一定要在这些课上认真听讲，以便在离别之前还能温习并铭记中国寒窗十年的滋味和感受。

我热泪盈眶的望着数学老师嘴皮翻飞的脸，这个年轻男子在我热情的注视下显然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历史老师对我的这种目光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语文老师则停下粉笔问了我一声是不是生病了。轮到班主任老蒋上课时，她一脸愤慨的冲到我跟前，说：“陈青青，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当老师的？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我淡淡的说了句：“我只是想，我们不久就要毕业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

老蒋一时语塞，随即从容不迫的爆发出来：“我有什么话想说？我还有什么话想说！你们不看看还有多少天就高考了，还不抓紧时间，该做题的做题，该背书的背书！”

我说：“如果这就是你对我们过去的六年青春和未来人生的回答，我可不可以求你件事儿？”

“什么？”

“你以后别说你是我老师。”

我就这么被赶出了教室。或者说，由于我在被轰出去之前及时的扔下了爸妈写的退学信，我是自动自发离开的。在我转身后，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夹杂着老蒋不知所措的斥骂，以及谢天经久不衰的口哨声。

11.

2000年8月1日，我降临在美国O城机场。迎接我的是一个中国四眼男，在这之前我在网上找到O城大学中国同学会的联系方式，恳请他们随便找个人来接我。四眼男看上去挺害羞，他本来手上举着个牌子，一看见我就忙不迭的收了起来。我讪讪的笑了笑，举牌子接人这种行为是我要求的，我以为美国无论哪个地方都跟北京一样人山人海，谁知在这个机场上，有生命迹象的活动体寥寥可数，更不要说我是举目一望的唯一一个黄皮肤。

行李很沉，四眼男一声不吭的帮我拎到他车上。我爸妈既然决定了要送我出国，其准备工作也就异常的夸张起来。他们不仅给我制购了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生活用品，还因为听说美国的书本纸张贵而打包了一大摞的笔记本。在这一个月里面，他们几乎每隔三四天就要带我去吃一顿肯德基，理由是我要学习吃西餐。另外一方面，我热火朝天的苦练刀叉功。我怀揣一套肯德基的免费塑料刀叉到处跑，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亮出来。我用这把塑料刀叉成功的戳起了大米，糖醋排骨，以及路边烧烤的串串香。这跟我后来用筷子吃牛排的举动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对角线。

当我走出机场时，我不禁驻足停留了两秒钟。我真的踏上了美国的泥土？我真的呼吸着美国的空气？我的眼前是一幅巨大的麦当劳广告，那个胖嘟嘟的M似乎鲜活的蹦起来，并对我高唱我们是美国，我们是美国，你一定要热爱我。路上有大大小小的绿色标牌，上面白花花的英文字母重重叠叠的扑向我脑海。我头晕目眩，胸口烦闷，并且开始胃痉挛。

这是一个明晃晃的下午，我饿得要命。也不过就半个地球而已，从成都到O城我居然转了五次飞机，途径三个国家。在洛杉矶的这个环节上飞机晚了点，我转的下一个飞机就没接上。当时我在洛杉矶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龙，才等到检察官给我分配了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一个刻有“入境许可”的大红印章。然后我又习惯性的在海关面前停住等候。海关大叔走出来，用一种很奇特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他问我干嘛，我说我绝对没带违禁物品不信你可以检查我。大叔笑，他说他们对自首犯向来都是不检查的。于是我在他的目送下经过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基本上写的是“经过此点，不准回头，苦海无涯，后果自负”。跟我同下飞机的一班华人全都作鸟兽散了，我孤立无援从某一狭长通道里钻出来，眼前豁然开朗。这一机场若干层楼熙熙攘攘，无数浓妆艳抹的少女在我身边趾高气昂，神色冷漠的经过。我枉自奋斗半生来出国，我到达美国的第一感想居然是老子不够漂亮。

在等候航空公司给我安排的下一趟班机的过程中，我死死抱着从成都伪劣产品批发市场淘来的旅行包在登机口干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包包据说还是名牌的，上面煞费苦心的写着CUCCI。我跋山涉水从A号登机楼把它扛到D号登机楼后，背带就已经断了一大截，于是我只有把它抱在胸前。在这个空调过重陌生而嘈杂的洛杉矶机场，我对怀中的这个包不由产生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晚餐的时候我没有吃饭。我在登机口附近的几家快餐店巡视一圈后，发觉此地的麦当劳折算成人民币后居然要将近五十块钱，这几乎是我吃十碗红烧牛肉面的价钱。于是我就毅然的退缩了。我把希望寄托在时差上，我想，我的胃应该是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饿，什么时候不该饿的。可是到了凌晨一点我的胃就开始强烈的疼痛起来，这让蜷缩在椅子上打盹的我苦苦无法入眠。我掏出钱包，看着里面一张张绿油油的钞票，再转头望望周围早已打烊的大小餐馆，从离境到入境都没有哭过的我，这时再也忍耐不住的泪如雨下。

我想我哭泣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钱包里面的半张面值二十的钞票。那张钞票是从中间撕开的，我拿的是右边那一半，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三个字：“等你，亮。”据说这张钞票是他从他爸那里偷来的，也是他身旁唯一能跟美国扯上关系的物事。在我退学以后，他愈发频繁的来找我，后来几乎是风雨无阻，每日两次，比我月经还准时。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到点就跑到楼下等着他，有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饭，晚饭，有的时候就毫无目的的走走，在灰尘扑扑的街沿坐着看人来人往的脚步。是谁不离不弃的陪着我？谁在爱着我？我看着他的目光不再轻佻戏谑，因为我突然觉得很累，我想靠着他的肩膀沉沉的睡去，他怀里的温度让我安静平和。我一度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后来想了很久归纳出三个字：安全感。

我问到他跟古惑妹的关系，他说像这种千古谜团答案一般都很简单。他说古惑妹大名方微，是他爸妈好朋友的女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方微他爸行为不检，在外面鬼混经常整夜整夜不回家，他就记得小时候方微经常被丢到他家过夜，也不知道她妈跟她爸都干什么去了。后来大家长大了，他见着方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一直到很后来他发现暗恋对象陈青青小姐喜欢欧美摇滚音乐的这件事情后，决定潜心研究，才去找到方微他爸，托他的工作关系去找那些被缴获的稀有盗版打口带。那一次他到方微家去时，才听说方微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只是偶尔稍个口信回来报平安和要钱。方微她爸妈忙着吵架，谁也没有多管她。听说方微他爸已经跟别人多了一个女儿，方微她妈却死活不愿离婚。

“其实方微挺可怜的”，郑晓亮说。

“你不会爱上她了吧”，我假装嘟着嘴巴转过头去。

“怎们会怎么会呢，我只是把她当成我妹妹，”郑晓亮着急的搂住我，“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人……”

我用手指挡住他嘴巴。我说你不用讲，我看着你的眼睛就能知道。他颤抖的手臂将我越搂越紧，我们拼命的热吻，我们热吻到周围的世界全部溶化，热吻到自己几乎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大人们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也没有想过。我们只是感激自己竟能面对面的在一起，拥抱已是世上最纯粹的亲密感。

越到后来，他找我的次数越多。有的时候他只是大汗淋漓的蹬着脚踏车跑过来，一句话不说，黝黑的眸子朝我凝视半晌，然后转身就走。我拉住他，我说郑晓亮你干嘛啊，他说没事，只是你要走了，我想多看你一眼。

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直膨胀在我心中的兴奋与快乐就会整个的颠倒过来，一股酸液会从左胸腔侵袭到全身，让我手脚麻木，无法动弹。我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我自始至终都不会有钱再买一次机票度一次假，也许青葱少女走，白发妇人归。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几乎应该说：永别了，我刻骨铭心爱着的人；永别了，与我吵吵闹闹走过的朋友们；永别了，那些鲜花簇拥的光辉与骄傲，那些不堪回首的愤怒与悲伤……

永别了，我的家。

当我面对面的发现生命里的一切正在飞快的离我远去时，所有纠缠不清的悲欢喜乐刹时化为虚无。这时我才发现如果一个感情的失去是悲伤，那么全部牵挂的失去则是恐怖。我几乎是丧心病狂的想要抓住与我的曾经相关的任何一点东西，因为没有历史，我亦不是我。

我一把抱住郑晓亮失声痛哭：“你一定要等我……”

不知道他知道么，也许他是我十八年青春的唯一延续。我对他的爱，沉如我对这一整段生命的缅怀。

临行前的那一天，我望着大箱小箱的行李堆发呆。在近几个礼拜里我收到了来自各兄弟哥们的送别礼物，谢天给我的是一包从学校操场挖来的土，他说，来，给你祖国的国土。为了表示感谢，我拔下一根头发递给他。我说，你把它种在地上，明年，就会收获很多很多个我。

我还是很难过。我跟他们说，你们今天都不要来找我，我无法承受最后一面的痛苦。

傍晚的时候我妈接到一个电话，她狐疑的看了我一眼，说：“是一个男生。”但还是破天荒的把电话递给了我。

我还没有说话就已经知道是谁了，电话那头只有沉重的呼吸，过了一会儿，响起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
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沈默
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
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
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
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的祝福你
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这首歌里忧伤的大提琴声将伴随我未来的若干年，在它每次响起的时候，我必将想起这一天的这个时刻，而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泪流满面。

我捂着脸跑出家门，在天色昏暗的街头，所有的路人和景色都失了焦，我一遍又一遍的擦抹自己的眼睛，世界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模糊。我奔跑，不顾一切的朝一个方向奔跑。前面也有一个奔跑的人，他离我越来越近。我站住，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他的泪水流到我脖子里，我的泪水打湿了他胸襟。

“这个给你，”他摸出一张面值二十的美钞，“我刚从我爸那儿偷来的。”

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他。他说，“我们一人一半，好吗？”

我泪珠不断的掉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不停点头。

他小心翼翼的把这张钞票撕成两半，并在一半上写下“等你，亮。”我接过笔，在另外一半上写下“等你，青青”。他轻吻我的额头，说，“你一定要等我来娶你。”

在我妈第八次传呼我过后，我们终于迫不得已的迈向了回家的路。回家的那条路上一般有很多乘凉的人和卖烧烤的小贩，可是记忆中，那天似乎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盏忽明忽灭的路灯，我们在它下面驻足良久。

“走慢一点，”我说，“再走慢一点。”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能陪在彼此的身边多一分钟，哪怕一分钟也好。我不知道今后要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可是我知道，不论电话，网络，还是视频，都无法替代你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让我能触摸到你，让我能闻到你的气息，让我能沉浸在你的拥抱中，将这样的回忆再拉长一点。真的，多一分钟也好。最后，你站在我家的大门口跟我说再见，我迈进院子，转身，你还是没有走。我痴痴的望着你，你痴痴的望着我，在我们中间，无数行人和车子鬼魅般穿梭而过，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12.

四眼男把车停在一组红砖木窗的二层公寓群前。七月的毒日漏过楼房前的一排树荫打到车上，引起蝉虫一阵强烈抗议。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仔细对了下：羊踪道212号。

我觉得羊踪道这个名字极其朴素，充分体现了本地风俗文化的善良与淳朴。在没被这个学校录取之前，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O城这个词。后来我去网上查了查——这个州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基本上是我们成都市十五倍的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传说中，这种面积跟人口的关系好像叫做人口密度。从这一路上的观察来看，这个州的人口密度确实很大：我们从机场开车过来半小时了，我居然还没见到一个活人。

不过我马上就要见到活人了，四眼男已经在敲门。我有些紧张的躲在他的背后。门刷的一声开了，一个满脸痘子的男人探出身来，他与四眼男客气的寒暄片刻，猛地伸头打量了一下躲在四眼男背后的我。他穿着背心短裤，约莫二十出头，头发短到不余半寸，像一层黑黝黝的青苔。

“你就是那个要在这儿待两个礼拜的小姑娘吧！”他撇开四眼男，热情的冲过来跟我握手，“我是张昊，吃了吗？把这儿当自个儿家，甭客气啊！”

我有些勉强的笑笑。我饿了三十多个小时，胃疼。我看着这个男人眉毛眼睛都挤到一起的奇怪笑容，突然觉得胃更疼了。

“行了行了，我来吧”，他拦住我背后本来要随我进屋的四眼男，抢过我的行李拎进屋来。

“噢，你等一下，”我突然想起还没付人家跑路费，小心翼翼的抽出十五块钱。这十五块钱本来是学生会的网站上说好的，四眼男却似乎有点迟疑不定。张昊一边把钱硬塞给他一边把他推出门外。四眼男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张昊一眼，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愤怒又有点遗憾。

我的胃翻天覆地的疼，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张昊迫不及待的进行了一番嘘寒问暖的工作，并主动给我热了一碗牛奶。我在喝牛奶的时候很谨慎，生怕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觉得喝牛奶都喝哭，未免会给人家造成一种我从来没喝过牛奶的假象。

张昊坐在一旁乐呵呵的望着我傻笑，嘴巴都合不拢来。我想问他是不是这辈子没见过美女，但是我觉得初来乍到，应该建立一个淑女形象先，于是我危襟正座的噘了噘嘴。

他站起来帮我收拾碗筷，一边说：“听说你十八岁？真小，我们这儿还没见过十八岁的中国留学生呢！”我顿时受宠若惊，颇有一番成就感。

我说，“叔叔——”。张昊脚一歪，回过头来笑骂，“你丫叫谁叔叔呢？我也不过比你大五岁而已。”我不开腔，大大的不以为然。在我心中，年龄以一字开头跟以二字开头有本质性的区别。十来岁的叫作意气风发少年，二十多岁的叫作居心叵测成年。前者说未来很远，后者说人生苦短。一句话，代沟巨大。

张昊看我在一边发呆，说，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我想，对啊——他掏出一张电话卡，让我用他的号码打。我当仁不让，也没说谢谢。

电话响了一声后就通了，我妈的声音迫不及待的传来：“青青，你到了吧？”

我猛然用手紧紧捂住嘴巴，一大把眼泪哗然撒落。

我妈似乎毫无察觉我的沉默，她在另一边带着浓重的鼻音跟我说要多多照顾自己，要按时吃饭，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我捂着听筒，埋头张大嘴巴无声的痛哭。我是如此伤痛，甚至干呕了几下。我试图想一些话回复我妈，我想说我很兴奋我很开心，可是我没法挂起笑容，说着如此不着边际的谎。我想说我胃痛我想回家，可这不是我自己要来的么，我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了自己永不后悔么。我的胃好痛，可是再也没有一个沙发可以让我躺下来就有一切，再也不可能呻吟两声就有人心疼不已的照顾我。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关心我。踏足美国的第一天，我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有可无的人物。我强忍着极度的悲伤，终于对着话筒里面的父母说了一句玩笑话：

“上飞机前你们给我买的人寿保险居然没用到，你们不如找他退款吧。”

晚上，我跟张昊吃的饭。这个公寓有两个房间，住的张昊和八月中旬要搬进来的另一个男生。我比另外那个男生早到两个多礼拜，正好填空。张昊看上去兴致很高，特意为我炒了他的拿手好菜——番茄炒蛋。番茄的汁炒干了，还倒了一大堆番茄酱才弄好。家里可能没米了，下菜的居然是一半白饭一半白面。我想，北方的饮食文化，果然是有它的独到之处。间中张昊给我斟了一杯小酒，说是二锅头，我闷头扒饭，摇摇头说不要。张昊一饮而尽，酒色上来，两只眼睛贼亮。

“今晚早点睡吧，倒倒时差，”他说，“那房间里有一旧床垫，我还有一富余枕头和棉被可以给你用着，先凑合一宿，回头我再带你去买东西。”

“噢，太谢谢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到美国来过艰苦生活的，比如枕着书包，披着外套睡觉什么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奔小康了。

“你选课了么？”

“选课？”

“去留学生办公室登记了么？”

“登记？”

张昊放下碗筷，用我爷爷那辈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惊慌失措起来，一脸紧张的问这些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不是要被驱逐出境了。张昊哈哈大笑，他说没错，吓死你。我脸涨得通红，他拍拍我的肩，说赶明儿跟着他就行了，一切自然搞定。

我们第二天的行程主要有三站。第一站是留学生办公室，在这个硕大的校园的屁股方位。进去只有一个慈祥的老婆婆，她背对着我很专注的把一张传单复印到绿色的纸上，然后思索良久，又把它重新复印到黄色的纸上。我一声不吭的站在门口，想了半天是不是应该咳嗽一声，结果还是没有动。老婆婆的一头金发像别在警卫身上的枪一样因为陌生而让我心生无限敬畏。

她转过身来看见我时几乎是尖叫了一声，我也赶紧尖叫一声，带着卖国贼似的恐慌感说了声对不起，吓着国际友人了。老婆婆咯咯的笑起来，她说你跟我来。她神秘兮兮的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盒子，哐当打开给我看：要不要吃饼干，自家做的哟？我巨汗，说不用了，我是来登记的，我朋友还在楼下等着呢。老婆婆略显失望，有些落寞的找我要了I-20表和护照去复印，过了一忽儿又高兴起来。她蹭过来跟我说，每年秋季学校都有一个亚裔小姐选美赛，这个学校黄种人太少，选来选去都是那几个，不如你去参一个吧。我瞄瞄自己身上人民币三十大洋的劣质短裤和T恤， 意味深长的看了她一眼。

第二站是注课处，其实就是几张大圆桌，在一排精致的木雕图腾玻璃窗斜对面。玻璃窗的上方还挂着宽屏的液晶电视，频道是CNN。张昊指着那里对我说，你看。我眯起眼睛，一字一句的念：数个国家的飞机以人道主义名义，降落在伊拉克新开放的巴格达机场……张昊说，不是让你看电视，是让你好好记住这个地方。他以无比神圣的口吻说，这个地方将成为你的人生中至关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交费处。

我的心里“咯哒”一下，不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鼓鼓的一叠，还在。一万两千三百二十元，我的全部家当。几十年的省吃俭用，没有一件名牌，鞋子非穿烂不会新买，夏天不舍得开空调，连面巾纸都会一半一半的用，这就是我父母的全部积蓄，一张汇票加一百一十六张绿色纸钞。在我临走前，我妈一针一线的在我的裤子内侧缝口袋。她以前所未有的严肃对我说，什么都可以丢失，你的裤子和口袋却不能掉。当我的下腰同时维系着贞操和全家人几十年的积蓄时，我走起路来感觉像一个孕妇般沉重而大腹便便。

张昊随后带我去了沃尔玛超级市场，这个地方让我瞠目结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张昊帮我在沃尔玛超市大门拍影留念一张。没有垃圾泥泞，没有苍蝇飞舞，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在空调中盛开的光洁明亮的菜市场。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每一样所需物品的价钱，我觉得我的心算能力在这两个小时内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最后我买了两颗生菜，尽管我从来不吃生菜，但是它们最便宜，九毛九。本来我还想买酱油的，我听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吃酱油拌饭，连菜钱都可以省下来。可是沃尔玛没有酱油，只有盐。我想，盐拌饭的味道应该也不错。

13.

张昊在我抵美的这几天里所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一个代理父亲。比如说，我连衣服都不会洗。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后问到，晾衣杆在哪儿？他带我走到两个路口以外的洗衣房，一栋孤零零的平房，里面四排洗衣机和烘干机整整齐齐的搁着。我颇为焦虑的说，这些仪器看上去很复杂。他从我手上接过硬币，说不怕不怕，天塌了都有他撑着。我把衣服一股脑的丢进去，他把浅色的拣出来；我倒了一大杯洗涤剂，他又把它舀了一半出来。这彻底打击了我的自信心，最后我干脆手足无措的望着他。我什么事情都手足无措的望着他，他就总是咧嘴一笑，然后摸摸我的头，在我的肩膀上拍一下。

我什么都需要借助他的车，这一点让我感觉负罪良多。不管是去银行，去学校，还是去买菜，都不是走路能解决的事情。事实上，这里连人行道都没有，我连过街都要踌躇半天。当然，我并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敢过街，在成都的时候我可是对红绿灯熟视无睹满街乱窜的。后来我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思考与总结。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街上一个路人也没有的原因。以前我们经常被组织唱一首歌，名叫团结就是力量。其实后来想想，这句话很有真理性。失去观众，我也就失去了掌声和舞台。于是，在一个没有人的路上，我自以为是的潇洒就像失去氧气的火花一样悄然幻灭。大概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一个人能明白他的真我到底是什么。而我一点也不勇敢，一点也不。

张昊看着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化化妆什么的？”

我惊愕万分的抬起头：“我妈会骂死我的！”我突然打住——我靠，在这里谁他妈会管我。

我们站在无所不能的沃尔玛，面临一排排光艳四溢的化妆品呆若木鸡。我主要是看着那些价格在呆若木鸡。我想，五块钱一支口红，等于四十块人民币，这够我在成都吃多少顿牛肉面啊。我拉拉他的衣袖，说走吧，自然就是美。

我的这句话在五个小时以后得到了一位日本女士的强烈批判。很明显，张昊的原用意是把我打扮一番后带出去见人的。这些“人”是他几个台湾朋友。他们的女朋友都是日本人。

我在整个过程里面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只是无比好奇的看着那些人，心想这个所谓的文化熔炉果然名不虚传，这里居然有活的台湾人和日本人，还是原装进口的。有个日本美眉名叫菜菜子，是一个娇小玲珑，皮肤白嫩得跟豆腐一样的家伙。我想对她说你的名字怎么跟松岛菜菜子一样啊，想了半天不知道“松岛”的英文怎么说，于是就用手写汉字给她比划。比划了两下她也就明白了，这让我再次感到中文汉字天下无敌。

菜菜子对我说，如果你化妆，很美丽的呐。我想起沃尔玛琳琅满目的价格，礼貌而坚决的摇了摇头。菜菜子又说，化妆，精神的呐。不化妆，美国人不喜欢的哟。菜菜子的英文比她的名字还要菜，要不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日本成人艺术片而对日语有一种天然的感知，我是不可能理解的。理解过后心中自然有波澜。我想起未来的招聘场上，某大公司因为陈青青小姐缺乏白领丽人气质而断然拒之，不寒而栗。遥想本人天生娃娃脸，长相纯朴，正因如此曾深受中国男子爱戴。我老觉得亚洲男人对清纯小女生的喜好是源于他们对自身性器官的自卑。美国人的文化似乎恰恰相反。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让我对美国文化的理解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有如此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已然决定了人在美国，玩美国人的游戏，走美国人的路线。我不能再做清纯女，这不是为了讨某人喜欢，这是为了前途和事业。作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有一句话我们一直在说：时刻准备着。

菜菜子似乎是语言学校的学生，在听她挣扎半个小时后我终于明白了她们是“R”和“L”不分的。有时急了她会跟我说日语。我掏掏耳朵，无比诚恳的看着她说我不懂日语，明白么？她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嗨。然后，为了使我听明白，她特别善解人意的放慢速度，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刚才那句日语又复述了一遍，并充满期待的看着我。我一脸绝望的看她半晌，彻底崩溃。我朝她使劲点头：嗨嗨。

另外一方面张昊与他的台湾朋友们热火朝天的探讨国家大事：

“阿扁这次当选，我看共产党暂时不会打过来了吧。前一阵子就听说你们把军队一批一批的往福建送，搞的大家人心惶惶。诶，我还要回去当兵呐！”

“谁叫你们丫没事儿搞什么台独？大家兄弟一场，有酒一起喝，有妞一起泡，这不挺好么？做哥哥的哪点儿对不起你们，搞什么独立啊，这不自找着往枪口上撞么？”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要独立啊，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了。说真的，希望阿扁上来可以好好发展经济。这个年代，赚钱才是真的。”

“如果你们让大陆罩着，还怕经济不好？你看共产党拨给香港澳门多少钱，肥死你。”

“哇塞，香港九七可是股票大跌。再说你们拼死拼活的收复台湾，还不就是贪我们的钱？说真的，我们就是不爽大陆是共产党专政。什么时候你们民主了，有言论自由了，我绝对第一个支持两岸统一。”

我偷偷的望了那个讲话的台湾人一眼。他身材瘦削，面容白净，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神色间颇有几分忧郁气质。我脑袋里突然蹦出一个台剧里面经常用到的词——“学长”，并不假思索的叫出声来。

“哦，你是——？”

“她叫青青，我老婆。”张昊一脸得意的接过话，并顺手把我拉到他怀里。我像被电击似的跳了起来，他拽紧我的胳膊又把我拉来坐下。我使劲挣脱了几下，力气不够，没用。他继续若无其事的跟那个台湾学长海聊，我不敢插话，只是涨红脸默默的跟他卡着我胳膊的铁爪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侧头望向他谈笑风生满是痘痘的脸，他回过头来朝我呲牙一笑，露出满嘴獠牙。我闭上眼，想，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对，他一定是在开玩笑。

14.

我跟张昊相处的岁月里他最经常引用的是两句名言：一，人要像狗一样的活着；二，生活就像被强奸一样，如果不能反抗，就只能闭上眼睛去享受了。可惜我那个时候纯洁如雪，无法理解这种市井俗语的博大精深之处。我每次都会从鼻子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以示不屑，并说，你真他妈庸俗。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冰肌玉骨，心高气傲的圣人，高高的飞翔于凡夫俗子的泥沼之上。我觉得这种想法的开端可能跟中学时候被老师要求默写的那篇《爱莲说》和《陋室铭》有莫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某些古典文学贻害万年，他们造就了某些人价值观与社会原质的严重错位。我认为“出淤泥而不染”这种话应该被官方定义为贬义词，这种文艺青年们十恶不赦，踩在人民的头上还忘根。现实是浑浊的，置身其中奋力上游的人们往往比岸边自诩清高的观望者要高尚的多。社会从来都是靠那些被鄙夷的低层人民来支撑和推动的。不过这些道理十八岁的我当然并不明白，我只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对路边卖菜和挑粪的老农退避三舍。

那天我们在他的台湾朋友那里聚会后一行人出去吃饭，去的是一家牛排店，气氛颇为喧闹，还满地剥落的花生壳。我说这儿的人都不扫地的呀，台湾人说这其实是人家特色。我就不敢开腔了，心中暗暗的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与可耻。张昊肆无忌惮的从身旁的竹篓里抓起一把花生，大声咀嚼，壳屑横飞。

拿到菜单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呆住了。上面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不认识，中学课本里没教，但是价钱我是认识的。我头晕目眩，一个个二十美元的符号从菜单上跳将起来，扑腾着金色的翅膀在我的眼前转啊转。菜菜子看着我问，你还好吧？我勉强的笑笑，心里面拼命的计算二十美元等于一百七十元人民币等于成都的三十五碗牛肉面，二十美元等于美国的四十顿方便面等于每个月的十分之一房租。我爸妈给了我全部的积蓄一万美元我要用它来维持四年的学费生活费——我给不起这个二十美元。我喉咙里卡着一句话：“我不饿，你们吃吧”，但是又半天说不出来。张昊突然将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大声朝服务员吆喝：“给她来一份肋眼牛排，七分熟，加沙拉”，转头轻轻对我说：“我请你。”

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流下来，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用无限感激的目光看了张昊一眼。他趁机凑过来在我的脸上亲了一把。我这时全身心的沉浸在九死一生的解脱之中，也没觉得什么不妥。在那之后张昊的左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肩膀。他用二十美元买了我默认成他的女朋友，最奇妙的是我却认为自己欠他良多。

我确实欠他良多，他也这么说。比如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需要他开车载我，而我又没钱请他吃饭，这让我良心不安。在美国需要开车是一个让我始料不及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发达国家的样子应该是满街商店，地铁站直接延伸到各家各户门口的。我这辈子就在北京坐过一次地铁，那时候极其兴奋，尚未发育完全的我拽着地铁上的扶手东倒西歪，心中对这种西方现代化的设施充满了无限景仰。我看好莱坞的片子，总结出人们在地铁上可以看报纸，泡妞，推销避孕套以及打劫。地铁站还为人们提供了栖息与自杀的场所。地铁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一个城市的骨架，而美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居然没有。

在某一次从银行返来之后我终于怯怯的告诉张昊自己连后三年的学费生活费都了无着落。我总觉得他听我吐露完这番心声后变得更加的高兴起来。他一把搂住我说，只要你不出去就不会花太多钱，你看，外面一顿饭要二十块钱，我们在家好，在家可以天天吃番茄炒蛋和生菜。我撇撇嘴，声如蚊吟的说，可是，可是，生菜还是太贵了，一顿饭要炒一颗，一颗九毛九。有没有什么菜是可以吃得跟国内的饮食价格相当的？他说那包菜吧，包菜一颗两块钱，起码吃三顿。

包菜在四川话里叫做莲花白，而我碰巧是会做呛莲花白的。除了莲花白炒起来不缩水以外，它的另外一个关键性要素是不需要任何昂贵的佐料。从此以后，我与呛莲花白结下了长达六年的不解之缘。我的日常饮食在呛莲花白和方便面中规律性轮换。后来人说我炒呛莲花白的水平炉火纯青。我自认为我泡方便面的水平也炉火纯青。有的时候我还会在方便面中放一个蛋。拿我们九寨沟民俗饭庄里的话来说，鸡蛋就是未来的鸡肉，所以它是荤菜。

抵达美国的第十日我就已经严重的感觉自己在过着坐吃山空的生活。我借用他的电脑捣鼓半晌后，激动万分的问，这网站上说我们可以在学校打工二十个小时，是不是真的啊？他头也没抬的说，没错。我觉得这么多天以来一直拽着我心脏的那颗大石头陡然变得轻了，视野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我需要收入，不管有多少。每一块钱都是我多余的一餐饭。要到本科毕业我还需要找寻至少三四万的钱。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找到三四万，但至少，这是一个起点。

我继续捣鼓电脑，过了一会儿问：“什么叫做社会安全号码？”

张昊：“就是一人一个号码，有点像身份证号。”

我：“这上面说打工一定要有社会安全号码，我们留学生可以有这个号码么？”

张昊：“去申请一个就行了。”

我：“太好了太好了，在哪儿申请啊？”

张昊：“远着呢，在O城市区。”

我：“……啊，这个，这个啊……你可以带我去么？”

张昊：“……”

我：“求求你了……”

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眼神有些古怪脸色有点阴沉。他的额头渗着汗，无数的痘痘愈发显得遍体通红。他没有再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的笑着，这让我自己的笑容也陡然僵硬起来。他一动不动的盯着我，夕阳从他背后的窗户掠进来，把他全身的细节都藏匿在了阴影中，只留下一双油亮的眼睛，闪着野兽般凶狠的光芒。

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手一抖，鼠标掉到地上。

“我可以带你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他终于缓缓的开口说到。

“什么条件？”我惊恐的脱口而出，但是我根本不用问，他已经扑到了我身前。

……

我倒在角落里缩成一团。我甚至不记得我是否哭了。我只记得疼，将一个肉体活生生撕裂的，火辣辣的疼。我这时才能用手紧紧捂着下体，似乎这样就能好过一点，可是不能，它还是疼。我张大嘴巴再也叫不出来，喉咙哑了，吐出来的只是几声虚弱的咳嗽。我看见我的手掌和大腿上，一些暗红的血液已经开始慢慢的凝结。我的手腕上有两道红印，最终它们会变青，像是我白皙皮肤上的一副手铐，记载着我从女孩变成女人的那一瞬间绝望而无力的挣扎。

15.

我坐在咖啡馆里平静的摆弄面前的杯子，过了好一会儿郑晓亮带着浓浓的烟味回来，他的脸上有哭的痕迹。他有些颤抖的再度问我：“真的吗？你真的跟别人上床了？” 那一年是我们大二的暑假，我终于回了次国。我咬牙花了一大笔积蓄买这张机票，我跟老妈说，我必须回来整理一下自己，要不然我就要疯掉了。

对于郑晓亮的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回答，因为我认为他并不是真的在问我。我也想跟他说这一切都不是我愿意的，可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吗？成人做的事情里有多少是自己愿意的呢？

被张昊强了以后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做。我也想过报警，甚至在洗内裤的时候还犹豫了半天，我想我身上的伤痕要多久就会消失不见呢？在那之前我是不是要偷偷的跑去警察局弄个人证物证俱在呢？可是除了张昊我就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跟他翻脸后我上哪儿住去？找谁开始送我办事呢？我突然发现做一个人原来有很多很多的顾虑，这些顾虑在从前都被父母像一张网似的挡掉了。我们只需要关心上学不迟到和考试拿一个好成绩，而我居然以为当学生很苦。青春真他妈幽默。

张昊倒是收敛了许多。那几天他格外的温柔体贴，还炒了数次番茄炒蛋给我吃，每次番茄酱的量都很足。他帮我端茶倒水，主动帮我洗衣服，讲话声也轻轻的，我想这件事情对他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惊。为了丰富我的视野他还开车带我去了附近的一个池塘进行观光游览。他说这地方称为鸭池，有众多鸭子在里面栖居嬉戏，是当地一大景点。住在附近的中国人因地制宜，常常把鸭子抓了烤来吃。

我对张昊的殷勤采取消极战术，我既不骂他，也不会被他逗开心。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沉默的一个时期，由于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望着窗外发呆。我带来两只手表，有一只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它调成美国时间。有的时候半夜醒来我就把它摸出来，看着秒针滴答滴答的在半个地球以外的北京时间里走动，企图去想象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在做什么。我不知道这种习惯给我带来的是慰藉还是更多悲伤，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把它上面的时间调回来。这只表后来被我锁在抽屉里孤单的坚持着自己的北京时间，很多年后我整理东西的时候它掉出来。它的电池已干，曾经锃亮的外壳锈迹斑斑，粗糙黯淡。它在临死前还在努力的企图告诉我十三个小时以外与我如今的生命平行的另一个可能性。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死的，但我知道那是北京时间四点十二分，它的秒针无力的停留在第二十四和二十五格的中间。

16.

搬进宿舍，跟美国学生们一同健康茁壮的开展大学生活，成为我当时迫不及待的一个心愿。为此我专门写信给了学生宿舍办事处。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未来室友是谁啊？回信说她名叫琳达，家住距离这里三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偏远小镇。根据我此时此刻对O城累积的经验，被本地人称为偏远小镇的地方应该人口不超过一千人。我刹时对这个未来的室友心生无限同情。我听说美国的青少年们是很爱欺负人的。我想，虽然我人生地不熟，但老子毕竟是从成都这种超级大都市里面打滚出来的。老子还曾经被人劈过一刀，背上的伤痕有一厘米长。我豪情万丈，唰唰给琳达发了一封电邮说你好，我叫青青，老子一定罩着你。回信很简单，你他妈谁啊？

这并没有让我气馁。我继续兴致勃勃的钻研梦寐以求的美国大学生活。比如说，我花了好几个下午的时间在网上搜索这个学校的学生组织。我发现很多组织都跟宗教有关，比如基督义工者协会，浸信会学生团契，甚至还有一个“摇滚基督徒”组织，这让我不可思议。我想这些摇滚份子们可能是每次在砸了车子磕了药之后大化十字架说主啊你一定要原谅我，反正耶稣说只要你忏悔就可以上天堂，因此一个人只要舍得说对不起，理论上他可以杀人无数。

张昊有的时候冷眼看着我在网上寻找自己的大家庭，有的时候就冷嘲热讽两句。一开始他还会做好番茄炒蛋跟我说吃饭了，后来就渐渐不理了，仅管自己呼噜呼噜的吃面。我向来是不介意的，在我饿的时候我会高高兴兴的去泡方便面吃。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我已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责任爱我，照顾我，和关心我，更何况他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室友和车夫而已。

大概我的不冷不热给他的自尊心造成了某种创伤，我很明显的生活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自得其乐，而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怎么费力也进不来。有一天他在我旁边一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并自言自语的说大概空调太冷着凉了。我无神的盯着电视机转了个频道，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几秒钟以后我手上的遥控器突然被一双手抢了过去掷到地上，“啪”一声巨响。我如梦初醒的跳起来，只见他瞪着眼睛冲我吼道：“你他妈这个样子，有像你这样对自个儿男人的吗？”

我大惊：“你说什么呀？”

张昊：“我操，我说你他妈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也就算了，人家的女朋友至少还会端水啊按摩按摩什么的，我他妈都要生病了你一句问话都没有，你这当的是哪门子女朋友啊？”

我怒极反笑：“呵，你什么时候变成我男朋友了？”

张昊侧过脸去重重的吸了一口气，回头过来的时候满脸通红。他二话不说的朝我跨步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就被他一个巴掌括倒在沙发上。我觉得有点头晕，捂着左脸颊，火辣。他凑近我恶狠狠的怒吼，口水飞溅到我脸上：“臭婊子，你他妈身子都给了我，我不是你男人是什么？不是你男人我会带着你跑这儿跑那儿吗？不是你男人我会帮你这么多忙还帮你付钱吗？你他妈以为这社会上都是什么人，雷锋么？我跟你说，老子喜欢女人乖乖的在家里面伺候男人，别他妈跟我装得不认识似的。”

我缩成一团，悲愤哀怨之心大起。我死死盯着客厅的门把，一遍又一遍的想象自己如何像电视里面演的那样潇洒傲气的夺门就走。可是我走了上哪儿去？住旅馆太贵，叫出租车也没钱，不认识一条路也不认识一个人，流浪一圈最后还不是得回来。到时候，多半就不是一个耳光的问题了。我自怜自哀的流下眼泪，我妈曾经说我流泪的样子特可怜，豆大的泪水噙满了眼眶一颗一颗往下掉。张昊侧头在旁边看了半晌，我以为他可能良心被我打动了，谁知他却突然解开裤子，并拽过我的头死死的往下按……

17.

新生培训的那天我清晨五点就醒了，我跑出去观望天象，星星没了，一股潮湿而略带苦涩的清香从树丛中扑鼻而来。我突然想起很久没有做过体操了，以前上学时每天做。我最喜欢那节体转运动，因为人要往后面看。郑晓亮个子高，他总是站在他们班的最后一排。印象中他好像从来不做操的，只是偶尔在班主任的目光逼视下百无聊赖的甩甩袖子。我喜欢这种不群，这让他在满园欣欣向荣的祖国花朵里面有一种大智若愚的姿态。每次体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就会相接，然后彼此微笑。电流经过，让周围的人寒毛直竖若干。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像被大石锤了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减少一点点？可是我的真心再怎么炽烈，或许也将永远被困在这个丑陋而无奈的现实里。你就算理解，也无法改变，所以，又何必去了解？我悲痛欲绝，唯有努力去想一些别的事情，比如那些时候夹在我们中间的同学们经常在跳跃运动的时候呈群魔乱舞状。我们都有一个压抑而放肆的青春哪。

新生培训的时间据说是早上九点，我早早的到达那个诺大的草坪上，举目一望，却找不着讲台。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发现美国大抵是没有开学典礼的。草地上散布着一个又一个的白色帐篷，若干身着猩红色T恤的金发男女活跃于帐篷四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路人手里强塞传单，优惠券，广告小礼品等各种废物。我看见无数兴奋喜悦的脸庞散发着青春的光芒，他们彼此打着招呼，高声谈笑。许多身材臃肿的中年男女们被他们远远的抛在身后，一边微笑一边眼里泪光闪烁。

我稀里糊涂的到处走，手上废物倒是收集了一大包，却没有碰见一个搭讪我的人。我感觉十分奇怪。我一直认为像我这么美轮美奂的人，是绝对不应该暴殄天物这么久的。后来我思考再三，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在身高上。从人体构造上来说，一个人平视的视线范围在100到120度。因此我只能认为，对于这些牛高马大的白种人来说，我的身高正好低于他们的视角下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些朴实无华的亚洲女性，永远处于美国人民的视觉盲点。

正午后，我溜进一个关于奖学金的介绍讲座。这个讲座很小，而且几乎清一色的家长，气氛十分严肃。我心里有点发怵，但这个问题实在对我太重要了，重要到在全堂鸦雀无声的情况下，我居然举起手来，发表了我平生第一次在美国群众面前的英文问话：“请问，这个学校有提供给留学生的奖学金么？”

讲师看着我愣了半晌，家长们纷纷给我投来不耐烦的眼光。我面红耳赤，简直觉得我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身为留学生在这些人的眼里似乎应该沉默不语，应该任人宰割，应该像耗子一样的乖乖待在阴沟里头。但是我操，我没有钱，你咬我？讲师回过神来以后转弯抹角的说了一大堆话，基本意思只有两个字：没有。这个答案并没有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之前在学校的网络上就已经查遍了关于奖学金的资料。出国前我心目中的那些全额奖学金，原来都是要到研究生才能申请到的助教资格。我后来才明白了本科留学生与研究生留学生之间的差别简直可以用一望无际来概括。但是我已经出来了，我骑虎难下。除了霸王硬上弓，老子别无他法。

这个讲座结束时，我的胃已经饿得钻心痛。我迫不及待的赶到食堂准备使用包含在老子食宿费中的第一张饭票，却天打雷劈的发现食堂居然关门了。我拖着沮丧的双腿莫名其妙的走进宿舍楼下的麦当劳，这里反倒人头簇拥。当我闻到薯条的油香时口水流了一地，然后我不知好歹的胃又开始猛烈的尖叫，这让我愤怒的朝肚子扇了一巴掌。

“嘿，是你啊！”我发觉好像有一个人在叫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刚才奖学金讲座上的一个学生，她也是个亚洲人，但明显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那种。

“哦，嗨！”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对美国人有一种不可调和的距离感，估计是穷光蛋在有钱人屋子里做客，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亚裔的美国人往往让我惊疑不定，因为我不知道她们是哪一个阵线的。在这个白人当道的世界里，她们与我很像又很不像，这常常让我思维混乱。

“你也来买汉堡么？我们一起吃饭吧！”这个女孩很友好的对我说。我这时才抬头去研究菜单，每一个套餐都要将近四五美元。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逼急了会买一个99分的小汉堡。但我觉得跟一个初次认识的同学一见面就吃99分的小汉堡实在是太非主流，我又不具备行为艺术家的气质。所以在一个新朋友和五美元之间我犹豫了半天。最后五美元搬出了未来学费生活费毫无着落的这个杀手锏，我只有“啊”的一声倒地。我捂着发疼的胃强颜欢笑的跟那个女孩说：“啊，谢谢。不过我，我只是路过。”

18.

张昊一声不响的看着我把毛巾和洗漱用品放进行李箱。因为从来没有打算久留，我的行李基本上就没有从箱子里面取出来过。片刻之间，我便消灭了留在这个公寓里面的最后一抹蛛丝马迹。张昊叉着双手，站在旁边冷冷的看着。我费尽吃奶的力气把两个硕大的行李箱抬出门外，拖到他的车门前站定。许久以后，他才走过来明知故问的说了句：“干嘛？”

我无比厌恶的看了他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尽量平缓的说：“合同今天开始了，我得搬到学生宿舍。东西太重了，你可以开车送我过去么？”为了加强我的楚楚可怜，我又加了句：“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没有说话，神情竟然有点哀伤。他打开后车箱，帮我把行李放进去。一路无语，十分钟后，我迫不及待的跳下车来，一手拉住一个行李拔腿就走。让我惊喜万分的是，张昊竟然呆呆的站在车旁没有动。我心里暗暗叫到：快跑，快跑，最好不要再见到这个人，最好把这段记忆消灭得一干二净！我还在气喘吁吁的行进中时，一双手伸过来接过了我的行李箱。张昊满是青春痘的脸上又恢复了他流氓式的笑，他说哎哟我的小心肝儿，你拿这么重的东西我怎么舍得哟。来来来，我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行李拿上去。

我头晕目眩的眨了眨眼。我日，这一定又是一个阴谋。但是我早已学会了捕捉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凶光。这些笑容里露出的威胁感，远远胜于他铁钳般的手掌。我无法停止去想象如果反抗他，拒绝他，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一种恐惧几乎已经变成了我的本能反应。于是我只有乖乖的跟在他后面，低下头悄悄的叹了一口气。

分给我的寝室是608号，数字倒是挺好。不过老美好像从来不关心数字，只要不是13就行。后来我在旅馆里确实屡屡发现电梯里不含13楼，可谓对迷信13是不详数字的顾客们关怀得无微不至。我觉得极为不公平的是，有一次一个前台小姐兴高采烈的发给了我一个444的房间钥匙，让我当场勃然大怒。

我们的宿舍格局是这样的：单数楼层是男生寝室，双数楼层是女生寝室。每一个寝室有两张床，每两个寝室共享一个卫浴室。中央空调，带电话和网络。我没上过国内的大学，无法对两国学子的生活条件做比较。但我在高中的时候，经常听说那些上了大学的学姐们，没事就三三五五的逃课聚在寝室里生火做烧烤吃。这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面对国内的大学生活以及放火这种举动充满无限向往。

打开门以后我发现房间里面有人，我眉开眼笑的几乎要冲上前给她来个拥抱。我这下终于不用担心张昊又突发奇想的跟我提某圈圈叉叉的要求。我热情如火的扑上前去跟她打招呼，我说琳达，我是青青，我还给你发过email。这个白种女孩有点胖，头上几条稀稀疏疏的红色卷发。她一脸呆滞的看了我半晌，恍然大悟的叫了声：“你是外国人！”

张昊在这个鞋盒子般的寝室里趾高气昂的走了几步。琳达大惊：“我的头发！”地上洒了一堆她卷头发用的夹子，张昊往后撤退的时候不幸踩到一个。琳达从床上跳下来一把将它抄在手里。她用相当敌意的目光瞪着他问：“你是哪个？”

张昊说，你把你们这个寝室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就给你说。我大惊，还没来得及阻止，琳达就把几个数字背了出来。张昊得意的笑了两声，一把抢过她手里的发夹，说：“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用这个，因为你已经丑得没救了。”一个梳子“嗖”的从琳达手里飞出，可惜她的暗器功力不够，命中率为零。张昊哈哈大笑的走出门外，又折回头一字一句的说：“我是她男朋友。”

19.

我在宿舍的悲惨生活几乎就是围绕着琳达展开的。我一度认为琳达是一个弱智患者。当然，我没有想过或许我的存在也给琳达带来了同样惨不忍睹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信念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非我族类，其心必诛。

我的苦恼从每天早晨八点钟开始。起床后，跟琳达和隔壁的两个美国女孩抢厕所。她们美国人都喜欢早上洗澡，晚上反倒不洗。于是每个人都备好洗漱用品的小篮子，一边佯睡一边侧耳倾听厕所动静，一抢到便称霸半个小时，一直把别人挤到上课迟到为止。几天后，我便明白了琳达为什么会选择一个靠厕所比较近的床，并在地上布满障碍物品。我出于东方文化面对施舍都要半推半就的美好品德，一直对抢厕所这种工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次我顶着蓬头垢面，穿着睡衣拖鞋就去了教室。老师专程表扬了我一番，他说，我们就是要以这种随意而舒适的心态来应对大千世界。这个老师是教生物的，即使大冬天走路脚上也踏着一双人字拖鞋。因为他的课是早上第一节，常常有人在课堂上睡着。于是他在唾沫横飞的激情时刻，经常猛然来个九十度转身，一盒粉笔如乱箭般砸向那个睡觉的人。

关于早晨，还有一件让我无比难堪的事情，就是叠被子。在中国人的词典里面，一直把叠被子看成是一个人独立自主能力的标志之一。这个观点可笑之极。且不说起床后叠被子因为不利于废气的排放而对人体有害无益，而且这明明是强权与军规渗透到民众生活中的表现。只有红旗下长大的中国人能把这种制约看做是美丽。我第一天叠好被子以后，琳达几乎把整层楼的女生都叫来围观。她们评头论足半天以后纷纷朝我身上靠拢，有的摸摸我衣服，有的看看我鞋子。最后她们问我，你是不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份子？我说我封顶了也就是一个少年先锋队的退休干部，我们倒是天天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到底跟共产主义有没有关系。她们还没等我说完就集体爆发出哄堂大笑，弄得我傻不愣机的立在原地手足无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叠过被子。

我觉得琳达对集体活动拥有无比的兴趣。什么时候比如三楼的某寝室开派对了，或者隔壁的那俩姑娘要去逛商店了，她都争先恐后的要蹭过去跟别人一起。有时候我看隔壁那俩姑娘看着她的笑容都挺僵硬，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还会过来敲一下门说琳达我们走吧，几次过后就不来了。很多时候琳达等啊等，居然会就着浓妆艳抹和绷得快爆了的牛仔裤在床上等到睡着。有一次她在将睡未睡间居然听到了隔壁传来的一声微弱的门响，她跟炸弹爆开似的跳起来，一把冲到门外。只听走廊上那俩姑娘说什么她们只是去车上拿东西。琳达垂头丧气的走回房，抱着头坐在床沿上伤心的哭泣。我刚想以校花的经验跟她说其实她完全没有必要去伙同美女。我喉咙里刚冒出一个“琳达”就被她凶巴巴的骂了一句“看什么看，你们这些中国人，你懂个屁！”

他们说不管你的英语有多好，出国以后起码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慢慢听懂别人在讲什么。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一下飞机便准确无误的捕捉到了别人给我说的每一个“fuck”和每一个“shit”。这都是因为我从来不听英语课的缘故。我的英文教材是好莱坞电影和欧美流行音乐磁带，这为我后来操行起的忽悠行当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美国多年后我深刻的意识到了英文骂词的贫乏，于是我结合中西文化发明出了诸如“The Naughty Batman Jello”（你脑袋被门夹了）之类的东西。后来居然还流传开了，我在华人圈子里还小赚了一笔。

当时的我对自己的英文还没那么多自信。我不想在跟人家吵架的间中还时不时来一句“啊？请您再说一遍？”，于是我只是“哼”了一声，穿上拖鞋就走了出去。我跑去电脑机房上了大半天的网，直到半夜人家关门了才回去。寝室里面琳达已经熄灯睡觉了，我悉悉索索的洗漱完后刚在单人床上躺下，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置放在琳达床边的，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唤后跳起来，接到电话后愣了一下，然后没好气的把听筒丢给我，说，你的。

我还在想究竟是谁有这么大交情打电话给我，听筒里面一个熟悉的男声就传出来：“老婆，是我啊，张昊。好久不见，你想我没有？”

我强忍着惊讶与怒气，压低嗓子说到：“这么晚了，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他说：“好久没见了，人家想你了。不如今晚到我那儿去睡吧。”

我怒极反笑，说：“张昊，我希望你搞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请你不要再烦我。”

张昊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你这什么意思？你他妈的要过河拆桥，跟我分手？你想得美！你丫给我等着，我在你楼下呢，你别以为我不敢上来找你！”

我一下慌了手脚。他要是上来闹，我在这宿舍楼里还怎么做人。我慌乱了半天突然想起来，我们的大门是要刷卡才能进来的。除非这时有人刚好给他开门，不然他也上不来。现在凌晨一点过，估计也没人在楼下晃荡了。于是我大着胆子顶了他一句：“行啊，你有种你上来！”

电话里传出一阵呯呯砰砰的声音，估计是他在砸电话机发火。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传出来，但是已经平静了许多，也更具有威胁感：“陈青青，你给我记着，你在这儿无亲无故，学费和生活费又都没有着落，你求我帮忙的时候还多着呢。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要怎么样才能在这儿活下去！”

20.

张昊是我这辈子最好的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我两个字：生存。那场电话以后，我躺在床上思考了大半夜。我父母在我出国前，曾嘱咐我说第一个学期不要去考虑钱的事情。不管如何，我家里拼拼凑凑给我带来的钱，是刚好能够交上第一年的学费的。我还记得在起飞前的那一天，我爸专门请了假，带我去成都最老字号的茶馆里喝茶。我爸是一个很不苟言笑的人，甚至平时都不怎么跟我说话。因此当我爸邀我出去喝茶的时候，我竟然产生了一种赴鸿门宴的感觉。我们坐在茶馆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一些鸡皮蒜毛的事情，最后我爸话锋一转说：“青青，你这一趟出去也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你要知道，就算你沦为罪犯，沦为妓女，这个家的大门都会永远为你敞开。你要记得，你永远可以回家来。”我错愕的转头避开我爸的目光，但是已经来不及，我的眼泪滚滚的掉下来。

正是因为这份爱，我不能花光我父母所有的积蓄却不毕业。绝对不能够。

经过一番严密的逻辑思考，我发现毕业的三个前提条件是：一，我不能挂掉；二，学费得按时交；三，成绩要达标。在这三个前提条件里面，普通的大学生大概永远也不需要去操心前两件事情。而我在前两件事情上呕心沥血，以至于很多年后我根本不屑于跟人提起我还有一个GPA满分4.0的总成绩。当别人不无艳羡的问我美国象牙塔的生活是否如国内的大学一般风光浪漫时，我往往一语不发，只甩出一根肥厚的中指作回答。

我当机立断的把父母心疼我，让我好好适应环境，不要忙着考虑经济问题的那些屁话抛之脑后。因此，我发现我走在学校里，眼神都变好了许多。以前我从来不会去注意旁边的那些餐馆和商店，因为我穷，没想过去那些地方消费。但是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我目光如炬，我耳目灵敏，我不放过寸草寸木的招聘迹象，估计做侦探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了。我还经常在地上捡人家扔下的广告单，然后跑去那些店面踩点，看门上有没有贴招聘启事之类的。大部分时候我都会黯然神伤的回来，因为很多店面都不是属于学校内部营业的。我的学生签证只允许我在校内打工，而且每个星期还不能超过二十个小时。

一天，我强忍着对美国食物的恶心在食堂里吃饭，有一个人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背。我转过头，发现竟然又是新生培训那天遇上的那个女生，后来我还拒绝了跟她一起吃麦当劳的那个。她端着食堂里的塑料托盘，笑嘻嘻的问我：“可以坐这儿么？”

我一时有点受宠若惊，这么久来学校里还没人搭理过我。于是我高兴的说，好啊。女孩黑发如瀑，身材娇小。她不是很漂亮，但是脸上的浓妆让她充满典型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式东方魅力。她叽里呱啦的说什么经常在食堂看到我一个人吃饭。她讲话很快，跟一连串珍珠掉下来似的，我有些听不懂。于是我频频的点头，再加上一些神秘莫测的笑容，将不懂装懂的名家风范做了个十足。一顿饭吃完，这个女的好像聊得特高兴。我最后觉得实在不行了，才小心翼翼的问了她一句：“你刚刚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不好意思我又忘了。”

她一头栽到椅子上：“哎呀，我又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莉莉！”

后来我跟莉莉吃了好几次饭，都是在食堂偶遇的。这个学校的食堂圆滚滚的，长得像一颗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绕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门，当时就觉得美国人民为了保护粮食所作出的防范措施是相当严密的。食堂每天在特定的就餐时间开门，实行的是自助餐形式。我每天被一只只浑身长毛的胳膊推挤着，压迫着，终于领悟了吃西餐的潜规则：先拿沙拉，再拿主菜，最后拿甜点。若干年后，我成功的养成了一身不吃甜食就无法结束一餐的硬功夫。我意识到欧美人民的饮食文化确实是非常有科学优势的——它能让人的体型与体重在最快时间内呈直线型等量递增，这是亚洲的饮食文化永远无法与其项背的。

我跟莉莉吃饭时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她每次都不吃主菜。我说，你减肥么？她说，不啊，我是素食主义者。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估计你也在朝素食主义发展，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薯条。

我垂头丧气的看了一眼自己的盘子，其状况惨不忍睹：啃了一口的火鸡片，吃了一根的奶油面，最后有一坨黄澄澄的苹果派，干脆被我的勺子砸得稀巴烂。我说人世间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呢。我终于明白伙食费的真谛了，那是用来把自己饿死的。

莉莉怜悯的看着我说：“你是不习惯美国食物吧，那我们别吃了，我知道有一家中餐馆还不错，我们去那儿吃吧！”

我大吃一惊，我想这个话题可真是聊到引火烧身了。我是没有一分多余的钱能拿出去花的。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在这种关键问题上我一定要镇定。于是我含糊不清的支吾着：“……唔，不，不用了。我减肥。”

第二天早上我从宿舍楼出来时，惊讶的发现莉莉坐在门口的秋千上晃荡。我一开始联想不到她的出现跟我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于是继续埋头专注的往前走。“青青，等我！”莉莉从背后叫唤起来。我回头，只见她一路小跑过来，半途中她“哎呀”一声，又跑回秋千去拿她搁在地上的书包。清晨的这段时间出门上课的学生并不多，但是每一个背着书包经过的学生都精神抖擞，一副蓬勃向上的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痛悔自己选了一个八点半的课，无意中沦落成了健康族。

莉莉顶着两个大黑眼圈，高兴的对我说：“我不确定你是几点钟的课，所以就早点到了，没想到你还真是修了八点半的课啊！”

我一边摇头一边打呵欠。

“我昨天回去后，才发现屋子里还有几包黑芝麻糊，上次在城里的中国超市买的，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吧。”说罢莉莉从书包里掏出几袋灰色粉末递给我。我不自禁的往后一退，心里莫名的恐慌。

莉莉一歪头，眼神无比疑惑：“只是黑芝麻糊而已……”

我连连摆手，对于别人突如其来的帮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张昊给我的人格铸造起了一层坚不可摧的模。他让我深信所有的好心好意都只是假象而已，一切事物的骨髓其实都是等量交换。当付出的同时意味着索取，我认为大家还不如明码标价的征求对方意见。大家都是文明人，文明国度要讲尊重。别人还不起的人情就不要给，亏本生意不说，白白的还增加人家心理负担。所以我认为像雷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到处乱洒人情的人简直就是一个抢劫犯，而且还是没法被告发的。还好雷锋死得早，不然像他这么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迟早会引发股市大跌的。

莉莉举着黑芝麻糊的手在半空中僵了好半天，终于悻悻的放下来。她垂下头半天不语，让我心中十分不安。我怯怯的跟她没话找话：“你，你在哪栋楼上课呢？我们，我们一起过去吧。”

她摇摇头，眼睛仍旧盯着地面。长长的睫毛上刷了一层又一层浓密的睫毛膏，就像两排凝神欲动的含羞草。它们随着每一次眼珠的滚动而放肆的颤抖。

“我，嗯，我在霍尔楼……”她双手摇晃着书包，一边轻若蚊蝇的回答。

“什么课呢？”

“这个，嗯……微积分？”

我不知道她干嘛要音调上扬的问我。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她从来没去上过课。我在内心深处霎时涌出了对逃学生涯的怀念与向往。那些笑看凡尘的青春岁月啊，那些不负责任的年少轻狂啊，为什么现在想起竟然感觉如此的遥远，好像我们恩断义绝很多年。

“你觉得微积分怎样？难么？”

莉莉搔搔头，用很迷茫的表情想了半天。终于，她抬起头来，苍白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大笑容：“算了，不骗你了，其实我今天没课的……”她一边笑着一边眼睛眯成一条线，清晨的露水仿佛还囤积在眼眶里，显得黝黑而清澈。

“这个……”这下轮到我无语了，“那你，那你为什么这么早出来？”

她怔怔的看着我，脸上还挂着笑。有那么一两秒钟我觉得她似乎有满腔的心事想要对我说，可她只是轻快的耸了耸肩：“啊哈，我睡不着！”

21.

O城大学的图书馆据说是某校友捐款两百万修成的。因为如此，他的名字被响亮的刻在了正门外侧，与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平起平坐：“真正的老师不是在于传授知识，而是让你学会思考”。初到美国的时候张昊曾带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走过一圈，当时的我曾异常激动的指着这句话说我要拍照留念。

英语课是必修的，当然，在这里或许应该被称作语文课。万幸的是学校说你们外国学生可以在第一年去修专门为你们设置的语文课，免得一来就喊你们为莎士比亚写论文，最后把你们弄得怨声载道，官逼民反。从这个意义上我发现美国真是个讲效率的地方，没有人遮遮掩掩或者你来我往的讲价钱。我们要宰你三倍学费就是三倍学费，要帮你顺利毕业就是顺利毕业。一下局就摊牌才是真道理，你爱玩就玩不爱玩就滚，大家都没时间。

于是我就上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语文课。老师是个慈祥而啰嗦的老太婆，她花了一个星期跟我们讲抄袭是要被退学的。她说，我知道很多国家鼓励大家引经据典，比如在文章里面装逼背诗，或者抄中学生作文选。但是在美国，你们一定要打引号，要加注释，要标出处。只要不是你的原创你就要打引号，知道么，不然这是重罪，放在古时候是要砍头的。下课了我们收拾包包往外走，她还追出来扯住我的衣服说，要打引号，记住，一定要打引号。引号。引号。

为了找寻我的引号我就跑到图书馆来了。她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就是阐述这个图书馆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我觉得这题目就像高考卷子一样是个极大的陷阱。比如说，请你评价老子庄子。我不能说我觉得老子是那时最牛逼的人，庄子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必须说他们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是起消极作用的。我以前还做过一个英语作文考卷，当时是看图说话，我对每一副图都用上了教科书以外的更准确的词汇，结果阅卷老师说我没有踩到关键词，零分。

于是我举手：“我们到底应该说它好还是不好？”

老太婆转过头来一脸不解的看着我：“这个题目是在问你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只要你有理，没有什么答案是错误的。”

我看着黑板上被她翻来覆去提起的两个字：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突然激动得一阵颤抖，椅子咣当一声倒了下去。

图书馆的二楼以上才是库存图书的地方，一楼总是熙熙攘攘，因为有电脑和咖啡馆的缘故，我感觉它们的功用更像是过道。在雨天的时候，会有成群结队的学生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在走廊上一边抢电脑一边等待上课。有一次，外面池塘的野鹅也跑进来躲雨。它是潜伏许久后，好不容易才紧跟着一女生闯进自动门的。然后它就旁若无人的到处走，最后在暖融融的咖啡馆前一屁股坐了下来。工作人员前来赶它走，旁边的学生就发话了：动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要反对人类对任何生命的歧视。工作人员说，我这是保护图书馆的清洁，你看，它又拉屎了。学生一把挡在野鹅身前，二话不说，掏出一大张白纸，上书“动物权益”并举在自己胸前。他对围观的学生说，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今天，我们至少能够改变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这只鹅，能够跟我们一样平等的，不受打扰的躲雨！所有支持我的人来站到我们身旁吧！围观者哗啦哗啦站过去一大片。工作人员吓得往后一退，他满脸堆笑的说，嘿，兄弟，我只是个打工的，这不关我的事儿啊。他跑去把他的上司找来，上司是个油光满面的老头，他看着这幕咖啡馆前的学生集会只说了一句话：狗日的大学生。工作人员问，现在怎么办？上司挥挥手，头也没回的往楼上走：让他们去，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自己无聊就会散了的。

对于这场闹剧我仅仅目睹了后半截，当时这只鹅早就被吓跑了，这群学生还义愤填膺的聚在一起大谈我们要保护动物权益我们要发起一场革命。趁着大家都跑过来谈论这件事情时，我咚咚冲上三楼，找到一块空旷的真皮沙发就跳了上去。四周是静悄悄的，刚刚开学才一个月，热爱学习，博览群书的人都还没有长出来。我把脸埋在沙发的间隙里，捂住嘴巴开始呜呜的哭。

过了一会儿我抹干眼泪，瞅瞅四周还是没有人，于是蹑手蹑脚的跑去角落打免费的校内电话。我拿起话筒的时候手直哆嗦，心脏狂跳，我觉得这个状态很不妙，于是摸出笔记本来把准备说的话记了下来。

“请问，是宿舍办事处么？”

“是的，请问你想找谁？”

“我，我叫陈青青，目前是住在608号宿舍的大一新生。我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对美国的生活和饮食非常的不习惯。所以，尽管我跟学校宿舍签了一年的合约，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允许我中断合约，搬到校外去自己住……”

“你知道，学校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住在宿舍的？”

“我知道，但是，我确实有特殊情况，所以，能不能给我开一个特例？”

“我不能做这个决定，你需要跟我们的管理委员会谈。你要我帮你转过去么？”

“啊？什么意思？”

“嘟——嘟——……你好，这里是梅丽莎﹒朗的语音信箱。我此时无法接听你的电话，请在嘟声后留言。”

“咦，什么？……喂！喂！有人么？……这电话怎么回事？喂！喂！……”

第二天，我拖着书包在宿舍办事处的楼下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要怎样上去应对办事处的人，面对面的交谈毕竟不像打电话，一边说话一边看小抄作弊是要被逮住的。本来英语就讲不好了，万一她们还打死不同意我搬出去怎么办？我焦头烂额的排练等会儿需要用到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语言，心里暗暗的悲伤没有爸爸妈妈来帮我处理这一切。每当有人经过时，我就羞愧得面红耳赤。我装作等人的样子赶紧低头看表，嘴里还喃喃自语的，丫的，这么久还不出来，真烦。

人生最大的辛劳就是没办法闭上眼睛逃避和等待。最后我咬一咬牙，睁开眼睛就已经站在办事处了。秘书让我稍等的那一分钟里面，我突然又紧张起来。我觉得办事处里面的每个人都在偷偷的看我嘲笑我，于是我低下头，使劲研究指甲能带给人的疼痛感。最后秘书出来叫我的名字时，我的脑袋崩一下炸了。我一片空白的走到梅丽莎跟前，才惊异的发现刚刚背的台词忘光了。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终于于心不忍，铤而走险。我开始结结巴巴进行我的叙述，从文法的角度来看那可是支离破碎，惨绝人寰。我不想告诉她我想解除合同的真实原因，于是把中心思想集中在饮食不适上面。梅丽莎留着金色的直发，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年轻的多。她不动声色的听完我的叙述，中间没有插口问我一句话。我僵着脖子等待她的答复时，她终于点了点头，还对我笑了一下。我如释重负，一大口二氧化碳从嘴巴里面跑出来。梅丽莎说：“我理解你，但我也觉得你还应该更努力的去尝试一下融入美国的大学生活。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把自己的申请向我们全体管理委员会表述。如果多数投票同意的话，我们就解除你的合约，而且不罚款。”

22.

我回到寝室时，琳达坐在床上斜眼看了我一眼。我把书包放下，去厕所的自来水管喝生水，回来后琳达还是坐在床上，她又斜眼看了我一眼。我把教科书从书包里拿出来，琳达又想要斜眼看我一眼。但是我没让她得逞，我跳起来大声问：“干嘛？”

琳达正在翻面前的一本时装杂志，她被我的火气吓了一大跳。她缩回眼睛，一边翻页一边不知道嘟囔什么。她肥肉累赘的脸上脂粉都花了，发根露出一大截灰色，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她的金发是染出来的。我不再理她，宿舍办事处的那场历险让我至今心乱如麻，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失望。在这种时刻，只有做作业才能拯救一切。于是我拿起教科书，一头栽进美国两百年的历史长河里。这条河流其实只有齐腰浅，但是大家都不站起来，蹲着身子使劲狗刨，居然还能游得个惊险万状。当大部分群众都采取这个姿态时，我的第一反应自然也是膝盖一弯。脚离了地，波浪的力量刹时强大得不可抵御，把大家刷了个横尸遍野。正当我起起伏伏得不可自拔时，我听见冥冥中传来一个声音——

“星期六晚上的Δ派对你要去么？”

我觉得我遇上了一个大浪，脑子与现实出现短暂的错位。

“啊？”

“星期六晚上的Δ派对你要去么？”

我的视线渐渐清晰，琳达嘟着嘴巴——她又在斜眼看我。

“干嘛？”我又跳起来大声问。

琳达缩了缩身子，这回她没有嘟囔，而是清清楚楚的跟我说：“星期六晚上，Δ兄弟会要开一个新生派对，但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你要去的话，可以跟我去。”

我不可置信的看着她，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搞笑到没有回答的必要了。

“喂，我在问你话呢。”

我抬起头来，就说了两个字：“不去”，连谢谢都没提。

“我就知道，小气鬼……”琳达低声自言自语。我盯着教科书，假装什么也没听到。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喂，我帮你出门票钱行不？你也不用去那儿买任何东西，你到场亮个相就行了。”

我这次更加惊讶了：“为什么？”

琳达手舞足蹈的比划了半天，一个个吐词不清的音节从她的喉咙里冒出来。最后她像一个泄气的皮球一样瘫下去：“你不去，我就不能去，行了吧？”

“为什么？”

“为你个头啊你！他妈的我们班上的一个亚洲女孩儿给我发邀请，条件是我必须把你带过去，不然她就要堵在门口不让我进。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不直接找你？反正，我想去，行么，我真的很想去！”

我抬头看她，她已经气鼓鼓的把脸转到了一边。我暗暗盘算了一下行李里面有一条连衣裙或许可以穿，然后坚决不买饮料和零食的话，应该真的是不需要花钱的。我再度把自己的经济立场坚定了一番，心里面越发高兴起来。于是我淡淡的说，“如果你帮我付门票的话……”

Δ兄弟会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罗马式建筑，红木大门外面是一道长长的台阶，让人一看就望而却步。我跟琳达去得有些晚了，还没走上台阶就已听见房子里传来的阵阵哄笑与喧哗。琳达两眼发光，飞快的用手整了整自己的头发和衣裳，奋不顾身的往台阶上冲。她穿的是一件红色的束胸上衣，紧身牛仔裤，一大把珍珠项链挂在胸前。我在她身后只看见一双圆滚滚的屁股在台阶上跳来跳去，不由暗自担心的离她远了点。我怕她针尖般的高跟鞋终于无法再承受其重量，而导致琳达像雪崩一样的滚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一定会将头转向一边而什么也没看见的。

门口的学生与琳达交谈几句后，走进去带了一个娇艳明媚的亚裔女出来。她伸开双臂拥抱了一下琳达，然后笑容满面的朝我奔跑过来。到了我跟前她反而不拥抱我了，犹豫了半天终于说了声“嗨”。

我上前拥抱了她，说：“嗨，莉莉，好久不见。”

她眼里涌出喜悦的光芒，拉着我走进那道红色木门。我瞠目结舌的看着满场的人头和酒瓶，烟雾缭绕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一个女人半裸着身体在台球桌上跳舞。莉莉拉我穿过一条走廊，无意打扰了一对正在热吻的男女青年。男人伸出手来朝莉莉的屁股上捏了一把，莉莉朝他媚笑道，讨厌。男人怀中的女人嗤嗤的笑，男人转头问莉莉，要不要等会儿来跟我们一起玩？莉莉说，不，我要陪我朋友。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继续笑着说，她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莉莉跟他比了个中指，说，去死。

莉莉将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我才看见琳达也挤在人群里。她举着酒瓶贴在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身旁，急切的与一圈美女竞争插话的机会。帅哥偶尔对她说几句话，她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像乌鸦一般粗犷与深远，使周围的好几个人都打了个哆嗦。这时帅哥身边的这圈美女通通欢呼起来：“嗨呀，阿曼达，你终于来啦！”她们把一个娇小玲珑的美女迎进圈子，顶替了琳达的位置。琳达讪讪的还想要再插进去，但众美女不动声色，齐心协力的用身体和胳膊筑成了一道打狗阵，琳达一走近她们就把她顶回去。帅哥觉得眼前的风景终于出现了百分之百的美好，对她们每个人都投以了感谢与暧昧的目光一枚。

这时莉莉已经拉着我走近吧台，她回头问我：“你要喝什么酒？”我赶紧把手缩回来：“不，不，我不喝酒。”吧台前的一些男生使劲的起哄说哪有来兄弟会而不喝酒的。一个人说，你看。他把另一个男生掀倒在一金属酒桶面前，并命令说，嘴张开。他取过酒桶上面的管子狠命的朝那人的嘴里面灌酒，那人被呛得咳嗽了好几下，还是不得不做出气吞山河的架势把这些酒源源不断的吞了下去。吧台前的男生们仿佛看见了世界末日，统统发出了猿猴一般的兴奋的大吼。我看见被灌酒的男生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痛苦，不由于心不忍的阻止道，别再灌他了。男生们说，他想要加盟Δ兄弟会，这可是我们的例行程序。把人整得越惨他就越能脱胎换骨。你看，他的眼角正在流下幸福的泪水。

我叹了口气，不可思议的转过身去。莉莉拿过一瓶百威，耸了耸肩膀说：“真可惜你不喝酒，不然，别的地方可是要查你身份证的。”

“查身份证？”

“是啊，21岁以下是未成年嘛。未成年是不能喝酒的。”

我还在揣摩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在中国熬到十八岁成年，来到美国又摇身一变的倒退到了未成年时，琳达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旁边钻出来插话了：

“她可不是不喝酒，她是舍不得花钱买酒。你要是跟她说这酒是免费的话，她肯定喝得比谁都多！”

我们都惊诧的转头望向琳达，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跟你做室友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她发现周围有好几个人看着我们，越发高兴的大声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吝啬的人，连你自己的那份生活费都不愿意付，只知道占便宜，让别人给钱，我都为你感到羞愧！”

“什么叫我不付我自己的那份生活费，食宿费我可是给足了学校的。是你自己要装什么语音信箱，又要装什么过滤水，这些东西又不是我要用的，你装上去了我又没办法。我干嘛要每个月多付那些钱？”

周围的人聚集得越来越多，半醉的人们还满戴着笑意看我几乎要飙泪的羞辱。我知道语音信箱和过滤水的费用对他们来讲或许都是不值一哂的小钱。他们不会理解这些钱对我一分一毫的节省学费生活费有多重要。我想要搬出宿舍，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查到校外与别人合租公寓会比我住宿舍要每月节省好几百元。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只能一路跌跌撞撞的跑出去。泪水涌出我的眼眶，可是我完全没有感觉。你们尽情的笑我骂我吧，尊严能换多少钱？如果贫穷注定了我只能低头匍匐在人群的外面，我又何必非要打肿脸的冒充你们之中的一员？用一万多美元来完成美国的本科学业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我选择了这条不可能的道路，我就一定要把它走完。象牙塔里面的孩子们，你们为虚荣和欢愉而忙碌，为爱情和理想而纷争。你们不会明白，贫穷与压力可以吞噬掉一切。我也有渴望，我也有荣辱，可这些东西在生存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是一个溺水者，我无法再去顾及我的姿势与形态是否美观，无法再去关心岸上的恋人是否有变心，国家是否有民主，这个地球是否在变暖。当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被凝缩到最原始的本能时，生存原来如此简单：活下去。

23.

我坐在那一排肃穆的宿舍管委会面前时，牙齿都在上下打架。我“啪”的扇了自己一巴掌。梅丽莎惊呼，你怎么了？我说，有蚊子。

他们装模作样的翻了一下我材料。为了迎接这次伟大的审判，我呕心沥血的制造了无数材料，比如数以千字的作文阐述为什么我在宿舍过不下去，中学时期找医院开的胃炎病例书，找父母签名的家长意见，甚至我连在校外合租的室友都找到了，是一对中国夫妇，我让他们也给我写意见书说会照顾我的生活。由于我编造的理由是基于胃病在宿舍吃不下饭，那两天中午我专门在梅丽莎她们的下班时间去食堂吃饭。我故意端一盘伙食坐到她们附近，然后神情痛苦的吃一口吐一口。为了把营养不良的角色扮演到底，我连续两天没吃饭。在申请陈述的当天，我偷了琳达的一管银色口红把自己涂了个面无人色，摇摇欲坠。当我面对梅丽莎众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场申请脱离宿舍合同的斗争了，这分明是拯救世上的饥饿儿童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激情澎湃的向他们背诵之前写好的申请陈述，其动情之处几乎眼泪鼻涕一起飚。我在结尾之处仰天呐喊，救救我！救救我！我的声音在橡木家具的厅堂中回荡，转了一圈后回来变得尖利而干涩。梅丽莎众人依然礼貌的微笑的对我点头：“好，我们商量一下，下午给你一个答复。”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度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的。期间我找到合租的那对中国夫妇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们说你得快点给我们确定下来能不能过来合租，不然我们就找别人了，我们可不能永远等着你。我在宿舍里对着窗户发呆，我奇怪窗户外面居然什么都没有，没有蓝天，没有外星人，什么都没有。琳达进来时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身子转向一边，盘腿而坐，专心面壁。

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寝室的电话终于响了起来。我一个跟头从床上滚下来，取过听筒的时候额头撞在了衣柜上，痛得我眼泪直流。

“请问是陈青青么？”

“我是。”

“我是宿舍管委会的梅丽莎。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申请了。但是非常抱歉的是，我们决定对你的申请不予以批准……”

我的脑子刹时炸了。她后面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见，只觉得天旋地转，有一股磅礴的情绪从心底窜起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在我浆糊一般的脑子里团团转。

“喂？喂？你还在么？”

“啊？什么？”

“你还有什么问题么？”

“我……我等会儿再打回给你好么？”

我没等她回话就挂断了电话，慌不择路的往厕所跑。跑进去了我才想起这堵墙薄得要命，里面的人放个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捂着嘴巴急得呼吸困难，这股磅礴的情绪已经窜到了我的喉咙，它的爆发比拉肚子还要迫在眉睫。我跌跌撞撞的冲出门外，一边想到底什么地方才足够隐蔽？地下室！我突然想起地下室里有一间公共厕所几乎从来没有人出入。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朝地下室飞奔，终于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成功的冲进了女厕所。我“砰”的锁上门后靠门就倒。我瘫坐在地上，终于能够扯起嗓子大哭：“哇——”这一声啼哭吐尽了我美国三个月以来的全部心酸，屈辱，愤怒，绝望，还有我对家，对依赖的怀念。我的伤心像河流一样的涌出来，它们把我的裤子都打湿了。我埋头看着自己湿淋淋的胳膊与腿，我触摸到自己原来有一副坚硬的骨骼。我想起出国前别人送我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来我不是一个孩子了，老子是君子。我站起身来，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大口大口的呼吸。那一刻空调送来的冷气并没有格外的清新，但是我僵硬起那颗温和而脆弱的心脏，身子反而轻快了许多。那一刻我再也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伤心与自怜，我只是平静的扭开水龙头，洗去浸礼了全身上下的泪水。我走回寝室，再度拨通了梅丽莎的电话：“你好，我是陈青青。我对你们驳回申请的决议表示不服。我想将我的这个申请上诉到更高管理级。请问食宿部主任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装不下了，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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